7 月 13 日，公安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失孤》中的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已被找到，电影中刘德华饰演角色的对应原型正是郭新振的亲生父亲 —— 郭刚堂。

1997 年，郭新振时年两岁半，走失地点正是自家门口，当时他在玩耍，后被一名陌生女子唐某拐走，并由犯罪同伙呼某贩卖给河南一户人家。

二十多年来，郭刚堂一直在寻找儿子，此案也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今年 6 月，河南刑侦部门采集到一位当地居民的血样，对其 DNA 信息进行检验后、录入了 “打拐 DNA 系统”，与郭刚堂夫妇对比之后，确认这名男子正是郭刚堂失踪 24 年的儿子。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物信息中心）研究员陈华告诉 DeepTech，DNA 检验技术在郭刚堂成功找到儿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DNA 检验技术是鉴定亲缘关系的 “金标准”，由 DNA 检验技术肯定的亲子关系对有超过 99.99% 的概率是对的。

其次，DNA 检验技术实施的门槛低，覆盖的人群范围大。

公安部门规定对于两类父母和三类儿童必须要求采集血样：两类父母是指已经确认被拐卖儿童的亲生父母和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童亲生父母；三类儿童是指解救的被拐卖儿童，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儿童和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

现在不同省、市层级的 DNA 数据都可以集中提交数据到中央，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 “打拐” DNA 数据库。

更后，只要亲生父母和亲生子女的 DNA 信息同时录入在同一个打拐 DNA 数据库中，就一定能将这一亲子对比对出来。随着打拐行动的推进，打拐 DNA 数据库中的人员不断增加，一定会有更多的破碎家庭得以团聚。

因此陈华建议，对于想要寻找自己的亲生孩子的父母、或者想要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孩子，一定要去公安机关采血录入 DNA。

只要你们的亲人也将他们的 DNA 录入了数据库，你们的 DNA 就会匹配到一起，如此就能通过 DNA 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

通过 25 个基因座，出错概率可低至 10 的负几十次方

在DNA检验技术中，通过对比多个基因座，即可实现较高的比对准确率。

对此陈华表示，首先我们要明确基因组中分子标记物的定义，在目前使用的 DNA 检验技术中，使用的法医学分子标记物是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TR），由一组核心序列串联连接形成的，不同个体的重复次数不同。

因为人是二倍体，所以每个分子标记物位点有两个等位基因。以ＳＴＲ位点 D1S1656 为例，它的重复次数为 11 次到 18 次，有的人在 D1S1656 的重复次数是（13，15），而有人在 D1S1656 的基因型为（14，16）。

陈华告诉 DeepTech，分子标记物会按照孟德尔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遗传给自己的孩子。假如一对父母们在 D1S1656 的基因型为（14，16）和（13，15），那么他们的孩子在 D1S1656处的两个等位基因型分别型为（14，16）中的一个、以及（13，15）中的一个。除小概率突变以外，一般来说，利用这种遗传方式，就能计算出父母和孩子是亲子关系的概率。

当然只用一个标记物位点是不够的，因为人群中无关个体之间在单个标记物上等位基因存在着通过随机匹配也能达到完全匹配的概率不低。所以需要选取大量的不连锁的标记物位点，让每个位点处都计算一个匹配概率，然后将这些标记物位点的匹配概率累乘起来，即可得到多个标记物位点的联合匹配概率。两个随机个体间在多位点上都匹配上的联合概率要小的多。

陈华表示，分子标记物位点的数量越多越好，目前公安机关为了保证匹配的准确率，要求至少使用 25 个 ＳＴＲ 位点计算匹配概率。通过 25 个 ＳＴＲ位点，出错概率可以低至 10 的负几十次方，也就是说万亿级别（或者更高）的人群可能会出现一个匹配错误，完全可以满足目前国内十四亿的人群。

运用 DNA 远程比对技术实现 “远程寻亲”

由于被拐儿童多为幼儿，长大后单凭相貌难以查找，而各地方公安厅可以动态联网公安部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运用 DNA 远程比对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快速、高效地查找被拐卖儿童。

陈华表示，据他了解，DNA 远程比对技术不涉及 DNA 比对的原理，它实际上是一种数据库技术，其快速性和高效体现在对于数据壁垒的消除。

比如河南的一对父母丢失了孩子，他们的 DNA 信息录入了河南省的打拐 DNA 数据库。而他们的孩子更后在贵州被解救，这时孩子信息就会录入贵州打拐 DNA 数据库。

如果两个省的 DNA 数据不共享，那么父母和孩子的信息虽然都录入了各自省份的打拐 DNA 数据库，但是不会匹配到一起。寻亲的父母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只能跑遍全国各地录入 DNA 信息，对于当事人来说是非常大的寻亲负担。

针对此，公安部开发的 “打拐 DNA 数据库” 和 “打拐 DNA 技术应用系统软件”，承担着血样检测任务的中央、省级和市级公安机关 DNA 实验室联网。不同省、市层级都可以通过该系统去提交自己地区的 DNA 数据，也可以将本地数据与全国 DNA 数据进行比对，实现全国 DNA 技术资源和数据资源共享。

打拐 DNA 数据库的建设，凝聚着不少专家的心血。其中，不得不提国内刑事技术标准化法医遗传学组副组长、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警务技术二级总监刘超，他同时也是 DNA 数据库建设的主要发起者、以及国产化 DNA 试剂主要研发者。

刘超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三级网络化 DNA 数据库模式，媒体将其评价为 “从无到有的 DNA 检验技术”，对广州公安、广东公安乃至全国公安都具有领域内标志性意义，并快速应用到相关办案工作中，也因此被公安部定为 “打拐” DNA 数据库专家。

他曾首创荧光标记 STR 分型技术，为建设 DNA 数据库，他在查阅大量资料后撰写出 2.8 万字的建库技术材料，DNA 数据库建库标准、方法、工作流程、质量控制等技术文件的制定，也有他的身影。

当民政部门看到有成人带儿童乞讨，就可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来确定这名成人是否是儿童的亲身父母，如果不是即可锁定该儿童，并为其提供帮助。

当再面对很多的大人带孩子乞讨的情况，就可以通过该技术手段比对大人与孩子的 DNA，简单而又准确地确定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其他寻亲技术手段：白细胞分型也可用于亲权鉴定

谈及是否有 DNA 对比之外的寻亲技术手段，陈华分析称，普通人在判断亲缘关系时，更直观的就是人的相貌。

由于遗传的原因，父子、母子、兄弟姐妹之间的长相、肤色等一般都会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通过外貌长相的对比来确定亲子关系是更原始的方法，但这样方法只是一种猜测、判断，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在 DNA 技术出现之前，古代曾出现过滴血验亲，把小孩的血与大人的血液放在一起，如果能融在一起，就是父母亲生的，否则就不是亲生的；也出现过滴骨验亲，将生者的血液滴在死人的骨骸上，若血液能渗透入骨则断定生者与死者有血源关系，否则就没有。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没有科学依据，得到的结论是无效的。

而使用血型测试进行亲子鉴定，是通过对血型的检验比对来确亲子关系。1900 年，奥地利著名医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了 A、B、O 三种血型，由此得出的血型血清学遗传规律为亲子鉴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但仅有 A、B、O 血型远不能达到亲子鉴定的要求，之后随着红细胞其它血型的发现，准确率也随之提高。

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具有多等位基因和高度人群多样性，是用于亲缘关系鉴定的分子标记物的理想选择。将白细胞抗原分型用于亲权鉴定，联合测定红细胞血型以及几种血清型与红细胞酶型，亲权否定的几率可达 98、 95%。

目前 DNA 技术的局限和发展方向

陈华表示，尽管DNA技术已经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但是仍有进步的空间。

目前 DNA 技术能够对于亲缘关系鉴定，只能保证在亲子鉴定的水平，越来越多其它亲缘关系鉴定的需求冒了出来，比如爷孙鉴定，奶奶和孙子鉴定，叔侄鉴定，兄弟鉴定等，只是使用目前的 STR 基因座没有办法满足这些鉴定需求，这是 STR 的信息量和它的遗传方式决定的。

此外，因为亲子鉴定需要三联体（父母和孩子），如果父母之一没有在数据库中，那么亲子鉴定的计算就会受到影响，效力大大降低。

在打拐以外，DNA 技术使用的另一方面，就是打击犯罪活动，抓捕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数据库中有犯罪嫌疑人的信息，那么在犯罪现场提取的 DNA 物证，就可以匹配到嫌疑人。但是如果数据库中没有，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比如说数据库中没有该名嫌疑人，但是有他的近亲，能不能匹配到呢？

目前扩大数据库搜索范围有两个发展方向：

一个是目前国内正在建设的 Y-STR 数据库，Y 染色体男性特有的染色体，遗传方式是父系遗传。一个家族中的男性（拥有同一个父系祖先）的 Y-STR 一般都是相同的。

一个家族中有一个男性录入了 Y-STR 数据库，那么这个家族中所有的男性都会在数据库中匹配上，起到以点带面作用。缺点就是只对男性有效，而且 Y-STR 单倍群在全国范围内不唯一，有可能会同时匹配到全国多个不同的男性家族中，给案件搜索带来额外负担。

另外一个是用高密度的 SNP 芯片，去计算个体之间的 IBD 片段（同源共祖片段）。IBD 片段是指遗传自同一个生物祖先的同源的染色体片段。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推断较远的亲缘关系（三代以内，5 级亲缘关系，或者民间说法 5 服以内），*通用。

如果一个家族中有一个个体录取了高密度 SNP 数据，那么这个家族中和这个个体有 5 级血亲，即 5 次减数分裂，其中兄弟是 1 级，它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 IBD 片段是 2 次减数分裂，从母亲那里也是 2 次，合在一起是 1 级亲缘关系的个体，都可以匹配到这个个体。

它的缺点是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 SNP 位点数据库，芯片价格相对贵些，STR 试剂盒的成本一个大约 50 元，芯片的价格在２００－３００元，鉴定的理论也不够完善，目前对于使用 IBD 片段鉴定亲子关系还没统一的指导方案，因此鉴定结果没有法律效力，推断的准确性不是很高，只能划定一个范围，比如推断的 4 级血亲，有可能是 3 级或者 5 级血亲，而这对于扩大搜索范围来说是不重要的。

该技术过去几年在国外已经开始有些应用，初步展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2018年，美国通过使用23andMe等商业公司的DNA数据，成功通过该技术进行亲缘关系鉴定，破获20多起以往技术不能解决的经年旧案，包括著名的“金州连环杀人案”。

目前，公安机关采用 Y-STR 或者 IBD 片段搜索嫌疑人，抓捕之后再使用常染色体 STR 位点进行个体识别鉴定的联合方法，但还存在降解、混合等问题，因此需要开发新算法、新测序技术、以及新的法医学位点等。

相信随着更多技术的诞生，类似郭刚堂的寻子之路有望更快画上圆满句号。郭刚堂找到儿子后，有丢失孩子的家人来到郭家直播寻子，因此同样重要的是要严厉打击拐卖儿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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