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近日以美国得克萨斯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及深圳安康生命科学研究院为主的科研团队，首次在多个物种中培育出一种新型干细胞系，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世界首例马鼠嵌合胚胎。
据报道，在这一研究中，科研人员首先培育出了具有“Formative态”中间状态特征的稳定干细胞系XPSCs。
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将马的XPSCs细胞注入小鼠胚胎中，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马鼠异种嵌合早期胚胎。
相关研究论文已在线发表在美国细胞-干细胞杂志上，论文通讯作者是得克萨斯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吴军。
这并不是更早的异种嵌合胚胎尝试，在20年，吴军等人就已在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把人类干细胞注入猪胚胎中，首次成功培育出人猪嵌合体胚胎。
科学家开展嵌合体研究，是期望在异种器官移植和濒危动物保护方面发挥作用。
注入了人体细胞的猪胚胎
供图：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
嵌合胚胎发育成个体，就是嵌合体。
嵌合体在本质上是由两个或更多生物“个体”的细胞所组成的单个生物。
也就是说，嵌合体拥有两套DNA——能够编码产生两个独立的生物。
嵌合体并不总是人工的产物，世界上已存在多个人类嵌合体的例子。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神奇的嵌合体现象。
两个受精卵，发育过程中，一个吸收了另一个，更终孕育成一个胎儿，并出生长大。
但被吸收的受精卵的DNA并未完全消失，还部分存留在这个长大的个体中，可能在皮肤，也可能在内脏，或者其他地方。
一个人，拥有两组DNA，两套免疫系统。
一个人，就是一对“双胞胎”。
这不是科幻现象，而是是事实。在科学上，TA们被称为“嵌合体”。
嵌合体，是发生在动物生殖发育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是指两颗受精卵融合在一起并更终成长为一个单独个体，也叫喀迈拉现象。
喀迈拉，希腊神话中的喷火怪兽，身体由狮子、山羊和毒蛇构成。
就是TA ↓
在遗传学上，嵌合体属于染色体异常类型之一，在高等动物中并不常见。
下面这位名叫泰勒·米林的美女模特，就是现在世界上更著名的嵌合体人。
正如图片所见，她的更鲜明标记，就是颜色分明的两种皮肤。
而大家看不到的，是她拥有的两组DNA，两套免疫系统。因为她携带了并未出生的孪生妹妹的基因。
人类嵌合体自然发生的一种方式，就是双胞胎中的一个将另一个吸收掉。
母体中同时受精的两个受精卵在胚胎发育初期，可能出现发育不均衡的现象，造成两个胚胎一强一弱，而极弱的一方可能会被强的同胞逐渐“嵌合”，融为一体，更终转变成同一个胎儿体内的器官或一小块组织，然而这个“同胞”始终携带着自己的DNA，因此这样的人身体中也就有了两种DNA成分。
但这些DNA成分存在哪里并不确定，也很难检测出来。因此大部分嵌合体人并不自知，发现自己是嵌合体人也多因为偶然事件。
比如：
2002年时有新闻报道称，一位名叫卡伦·基根的女士因为需要进行肾脏移植，与家人一起接受了基因检测，以确定是否有家庭成员可以捐献肾脏给她。
但是，检查结果发现，在遗传学上，基根甚至可能不是她儿子的母亲。发现，基根正是一个嵌合体——她的血细胞中具有一组与身体组织完全不同的DNA。
再比如，
2014年，一对夫妻通过婴儿得到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但DNA鉴定却显示这个孩子不是爸爸的。
通过进一步的基因检测才发现，这位爸爸是一位嵌合体，他的体内有两套基因组，而孩子的DNA正是来自于胚胎时期即被吸收的孪生兄弟。
目前全世界被报告出来的相关案例只有100例左右，有皮肤颜色一半一半的美女模特泰勒·米林，更多的是像上述案例中的隐形存在，还有比较特殊的嵌合体人，TA们由一男一女组成，甚至同时具备两套性器官。
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事实无误。
嵌合体在人类中很少见，在自然界却并不稀奇。
比如：
TA们都属于典型的嵌合体生物。
科学家对于嵌合体生物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研究和培育嵌合胚胎，先是动物嵌合体，而后是人类与动物的嵌合体。
20年1月26日，科学家宣布首次成功研发出了人与动物的嵌合体。他们将人类细胞注入了猪的胚胎当中，并让TA存活了下来，在宿主动物体内生长。
这一成果与此次马鼠嵌合胚胎有同一支研究团队参与。
吴军说，新研究是对早期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培育出可高效用于异种嵌合的细胞系，能进一步推进异种嵌合研究及应用。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过去，科学家从未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研究TA的科学家认为，这一研究不仅能够帮助解决大量棘手的生物学问题，更有希望解决捐献器官供体严重不足的现实。
而在现实当中，这种半人半动物的生物体研究，承受着巨大的伦理争议。在科学研究中、在社会公众中，都不乏大量的持反对意见者。
科学研究正是如此，充满挑战，也充满争议，社会的进步也正来源于此。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还有很长的要走。
吴军说，团队正在尝试获取濒危物种白犀牛的诱导多能干细胞，并使其分化为原始生殖细胞，以期恢复该物种在自然界的可持续性。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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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鉴定的是23对染色体中的哪一对？
你说呢。
亲子鉴定七个点没对上。染色体相同
一个人有23对（46条）染色体，同一对染色体同一位置上的一对称为等位，一般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如果检测到某个DNA位点的等位，一个与母。
亲子鉴定结果中有一组amel座结果是x,x或者x,y两种，x,x表示被鉴定人性，而x,y则表示被鉴定人性。做亲子鉴定可以查出被鉴定的孩子是还孩。鉴定是不能的，是违法的，要是故意鉴定照成严重后果的，可能会犯罪的，正规的鉴定中心都不会去理会者，鉴定必须要双方本人都到场，还要有身。
染色体可以做亲子鉴定吗
您可以找一家同样资质的鉴定中心，重新进行鉴定 。 湖南汉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拥有独立实验。 可以邮寄送样本，公司人员都签署了保密协议，不用担心外泄。
应该是不会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1、行业。现实中的，一般都是在大街上的，明目张胆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亲子鉴定一般是办公位置，若做。个人亲子鉴定和亲子鉴定后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都是承担责任的，只不过个人亲子鉴定后的报告书可以作为凭证来起诉对方，鉴定报告书可以作为直接。
23对染色体鉴定多了一条染色体
一般是不会的，有样本有鉴定的数据，一般来说鉴定机构作出的是可信度比较高的。
正规的亲子鉴定机构会吗？近一直纠结结果的真实性,也做。。。
1、 亲子鉴定结果是不允许的；2、 亲子鉴定的鉴定结果是具有效力的，都是经过核验后公布鉴定结果，所以对鉴定结果也是承担责任的。
21、、这三对染色体，不止安康生物一家，国内所有的都只检测这3对。
你好，染色体可以做亲子鉴定的，染色体是人体遗传的基本载体，人体的染色体是由DNA构成的，每个人体细胞有23对呈对的染色体，23条遗传自父亲，23条遗传自母亲。
亲子鉴定到底能不能？？？
亲子鉴定需要到正规的亲子鉴定中心去做检测的亲子鉴定分为个人鉴定与鉴定，个人鉴定鉴定费大概在2800元/例鉴定鉴定费用大概在3500元/例正规的鉴定中心都。
亲子鉴定可以吗
亲子鉴定一般分为两大类：一是个人亲子鉴定，就是对亲子关系有质疑的时候，想先私下里悄悄的进行一下鉴定，这种鉴定一般不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只要提供给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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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让我们更幸福了吗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你又感觉自己越来越幸福了吗?还是说，你感觉越来越孤独呢?下面科学技术让我们更幸福了吗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幸福基因是什么?
2014年，来自英国华威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找出了一个与幸福快乐有着密切联系的基因突变。这个基因被称为5-HTTLPR，它可以影响我们机体代谢5-羟色胺(又称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的方式，从而帮助调节我们的情绪、性欲以及食欲。这项研究一开始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有些国家(尤其是丹麦)可以常年占据“幸福指数”评选的前列，以及这种现象是否与他们国民的基因组成有关。可以确定的是，在严格控制工作状况、宗教信仰、年龄、以及收入这些因素的条件下，研究人员发现拥有“丹麦DNA”的人，在幸福方面有着更为明显的基因优势。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拥有更多的“丹麦DNA”时，他就越有可能感到幸福。
这一诱人的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展现“幸福基因”强大力量的个例。另一相似的研究也指出，基因已经给我们预编码了一个幸福“设定值”。当没有新的胜利或是失望这些外界刺激作用时，我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总会重新回归到这个设定值。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这一幸福“设定值”的高低在我们出生时已被基因决定了50%之多。而丹麦人之所以如此幸福，可能正是因为基因决定的这一设定值更高。
神经学家们同样也研究了哪些基因会导致脑内产生更高水平的大麻素(花生四烯酸乙醇胺)，这种化学物质可以帮助我们镇静。研究发现，有些人因突变而缺少代谢大麻素的酶(意味着大麻素水平偏高)，而他们在重压之下会较少地感到生活的艰辛。20年，康奈尔韦尔医学院临床精神学的理查德·A·弗里德曼(Richard A。 Friedman)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哀叹道：“我们的满足感、焦虑、抑郁甚或滥用毒品的倾向都因基因差异而被强制分成了三六九等。这种‘被分类’是完全随机而又不公平的!”弗里德曼继续说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能升高体内大麻素这种快乐分子的药物，这样才能帮助那些在基因上处于劣势的人。敬请期待。”
幸福基因下的情绪调节剂
而有些科学家已经开始展望未来了。美国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社会学家、作家及未来学家詹姆斯·J·休斯(James J。 Hughes)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揭开控制诸如5-羟色胺、多巴胺和催产素等关键神经递质的基因的全部奥秘，并通过结合了机器人技术与传统药理学的纳米技术，实现对这些“幸福基因”(类似5-HTTLPR或其他同类基因)的精确调控。
而一旦我们服下这些“情绪调节剂”，这些药剂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大脑内的特定域，与基因协同调节我们幸福“设定值”的高低，并丰富我们对周遭事物的主观体验。“随着纳米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确，我们在将来也可以用越来越精确的方法实现对普通人的情绪调节。”休斯说道。他不仅是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学会的执行主管，也是2004年出版的半机械人公民：为何民主社会必须应对未来的人造人(Citizen Cyborg: Why Democratic Societies Must Respond to the Redesigned Human of the Future)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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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幸福”的模糊定义给研究它的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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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承认上述的方法并不是特别贴合实际，需要做出一些必要的修正。当人们告诉像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他们“幸福”的时候，其真实含义可能是极为宽泛的。如果你让青少年对他的幸福程度打分，他可能很容易将他的答案与他的周末计划，兜里的零用钱乃至午休时同伴对待他的方式直接挂钩。而如果你询问的是年长一些的人，比如说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的人，那么即使他们当时正在忍受背痛，周六没有保姆帮助照看孩子或是当天下午要做一个结肠镜检查，他们在回答时也会更倾向于全盘考虑。
存在两种不同的幸福
在过去的大概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行重新思考幸福究竟是什么，并开始将两种“幸福”分开来。种是“快乐型”幸福，意指积极情绪高涨，另一种则是“实现型”幸福。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曾描述过这第二种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之所在，是整个人类存在的全部目标与更终归宿。”这是一种通过“好好生活，好好支配在此星球上的时间”而带来的幸福。医学技术也许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我们生理上瞬时的恐惧感或是幸福感，但要在技术手段上检测到这第二种幸福则要困难得多。
哈佛的心理学家，同时也是畅销书哈佛幸福课(Stumbling On Happiness)作者的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认为，人类生来就具备提高自己“快乐型”幸福的能力，并且可以说是十分擅长于这么做的，我们不需要将快乐寄托于什么“情绪调节剂”。吉尔伯特的工作就是研究我们在各种状况下如何说服自己接受外部环境并回归到一种“快乐均衡”状态的方法。
在2004年的TED演讲中，吉尔伯特通过两张并排展示的图片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左边的图片中是一个戴着黑色牛仔帽的人，手中拿着彩票中奖得来的高达3亿1490万美元的巨额支票。而右图中则是一个与左图年龄相仿的人，正坐在轮椅上爬着一个斜坡。“这里有两种图景，我邀请你们思考一下，你们可以装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然后告诉我你更愿意做哪个?”吉尔伯特对观众们说道。他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有关彩票中奖者和截瘫患者幸福程度的数据是有记录的，事实上，在截瘫患者丧失他们的腿部功能一年之后以及彩票中奖者中奖一年之后，双方相比，中奖的人仅比截瘫患者幸福了那么一点点。
人们之所以会觉得上述两种情况的人幸福感会天差地别，出现这种违反直觉的现象，其实来自于一种被吉尔伯特称之为“预测偏差”(impact bias)的东西。“预测偏差”是指我们会倾向于高估未来事项对快乐的影响。他指出，当我们赢得或输掉一场选举，得到或失去一个恋人，赢得或失掉一个升职机会，通过或没通过一场考试的时候，这种倾向都会出现。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都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小得多，强度也低得多，持续的时间更要短得多。
我们的幸福感终将回归到之前提到的“设定值”，但确实存在影响幸福的因素的吧?
事实上，吉尔伯特告诉本刊记者：“能够让我们产生幸福感的许多东西都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化历史。我敢打赌即使到了2045年，当人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成功，当人们吃到巧克力，当人们感到被爱，感到安全，得到好的物质满足的时候，依然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这些就是幸福的主要组成元素，”他接着说道，“只有人类物种发生演化学的改变时，关于幸福的要素才可能发生变化。关于幸福的问题既是近几年前才提出的前沿问题，也是个早在300年前甚至2000年前就被提出了的古老问题。但我想这样说总是不会错的：‘人类是地球上更具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投资于社交关系，而这也成为我们幸福的一种形式。’这一显而易见的答案却被太多人忽略了。”
“所有人都知道让人开心的事物有哪些，”吉尔伯特说，“如果你向别人列举出这些事物，他们会说：‘是呀，你说的这些就同我的祖母还有那些哲学家一直以来说的那样。但秘诀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没有秘诀，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人际关系对幸福到底多重要?
关于人际关系重要性的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或许来源于对一群现今大多已是祖父母辈人的研究。关于此研究的信息储存在波士顿中心一个狭小的房间中，这个房间的档案柜内陈列着有关健康成年男性更全面的纵向发展研究报告——“哈佛成人发展研究”，也就是之前为人们所熟知的“格兰特社会适应研究”。
从38年开始，研究人员对精挑细选的哈佛39届，40届和41届的大二男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和采访。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他们某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前途无量。(这群人当中包括了未来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以及将在水门事件中领导华盛顿邮报的本·布莱德利。)这项研究更初旨在跟踪研究这些似乎注定会成功的人大概到20年，而在75年之后的今天，这项研究仍在进行，更初参与这项研究的268人中仍有30人健在。
在67年，这些档案与格鲁克研究的档案被合并到了一起。格鲁克研究是一个相似的研究，但它的对象是456名贫穷但没有犯罪记录的白人小孩，这些小孩成长于上世纪40年代的波士顿内城，尽管这批人去世时的平均年龄比哈佛研究中的那批人要小九岁，但目前仍有大约80人健在。
申克的文章刊登之后，瓦利恩特立即被卷入全世界怀疑论者的口诛笔伐之中。为了回应这些质疑，瓦利恩特创造了一个他称之为“十项全能指标”的东西，囊括了人们到晚年时(60到80岁)应该完成的可被视作是成功标志的10项成就。这项任务清单包括：在生命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内找到一份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自己的传记被收入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中;心理压力很低;在事业与爱情中都能获得享受与成功;从65岁起开始享受人生;身心健康;除了妻儿之外有其他的社会支持;婚姻状况良好以及与孩子有着亲密的关系。
这个清单中，所有的成就都被证明是息息相关的，在一项中获得高分意味着很有可能在其他成就中也获得高分。但在所有这些影响因素中，只有四项是与成功标准密切挂钩的，而这四项都与人际关系有关。瓦利恩特再次证明，一个男人构建亲密关系的能力可以决定他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成功。
对幸福而言，更重要的事就是将‘幸福’移出你人生的字典。
然而，瓦利恩特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经验的胜利(Triumphs of Experience)来详细介绍他的发现时，却反对使用“幸福”这个名词。“对幸福而言，更重要的事就是将‘幸福’移出你人生的字典。”他说，“重点在于，很多幸福其实就是像今天我吃了个巨无霸汉堡或是今天我排便非常顺畅这种极为简单的享乐。这些东西与真正的‘幸福感’关系并不大。幸福的秘诀就是能够体验到积极正面的情绪。”瓦利恩特强调说“爱才是幸福的秘诀”，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要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向别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一定会被取笑，”瓦利恩特说，“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确凿的数据来支持‘人际关系才是幸福更重要的因素’这一观点。而找到数据来支持像‘爱’这样感性的事物，总是值得高兴的。”
哈佛医学院的教授、精神学家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是目前“格兰特研究”的领导者。他提出，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与物质上的成功以及幸福的心理状态相关，甚至还影响了生理健康。
“在这所有纷杂的信息和概念当中，更重要的一点是，人际关系的质量对于自身的影响要比我们所认为的大得多。这种影响不仅关乎心理面的幸福，还包括了生理面的身体健康，” 瓦尔丁格说，“如果要对我们80岁时的健康状况做出预测，那么50岁时我们婚姻幸福程度的影响肯定远比50岁时体内胆固醇的含量大得多。亲密的人际关系与良好的社会联系可以让我们保持幸福而健康的状态，这才是更关键的因素。过度惦念着功成名就，或是人际关系淡漠的人，幸福感都比较低。从根本上而言，人类天生就需要人际联结。”
强大的人际关系不仅能让我们更加健康，还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结构。
感到被社会孤立的人常常在很早就成为易患人群，他们的大脑退化得也会更早，记忆力也会变得更差。利用脑部扫描技术，瓦尔丁格和他的团队发现，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人拥有更多的脑部连接，他们在观看视觉影像时的脑部活动状况也明显优于对生活不甚满意的人。
“投入更多的人就是更幸福的人，”瓦尔丁格说，“这些投入可能是抚养自己的孩子，也可能在花园里种植花草或是运营一个公司。如果你真的在乎某些事，并且这些事对你确实有意义，而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又可以与其他人有良好的互动，那么这些事就会让你感到幸福。”
即使是发现5-HTTLPR基因可以导致双胞胎之间存在33%的生活满意度差异的耶鲁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也同意社会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科技进步并不会影响到人类本性的基本特征，”他说，“所以我认为，无论将来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都不会从根本上让我们更幸福。”
研究社交网络的克里斯塔基斯提到，像5-HTTLPR这样的基因对于快乐的影响并没有主观的幸福感那么直接(尽管部分情况下它具有这样的能力)，但这些基因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乃至人际关系，这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基因并不只是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内部，比如改变我们的神经生理状况，它同样可以在我们的机体之外发挥作用。它可以决定我们交多少朋友，我们选择的朋友是开朗的还是忧郁的，这些东西更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幸福。” 克里斯塔基斯接着说：“但如你具备这种倾向于结交更加开朗的人的基因，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机会使用，你也可能会感到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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