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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岭峰
作为曾经被棒球改变命运的人，孙岭峰在退役后，想让更多孩子的人生多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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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片名，以为棒！少年是一部热血少年体育片，大概有一群孩子喊着“必胜”，刻苦训练，由弱变强，更终捧回冠军——这是一种经典叙事。看完电影走出影院，在脑中复盘，却发现这部近两个小时的纪录片，没有渲染过一次冠军时刻；就连片中的小高潮之一，孩子们远赴美国参加比赛，也是1∶11、强棒天使队输了。
反而是更多棒球之外的元素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贫困、失去双亲、留守儿童……2年冬天，在国内国家棒球队当过年队长的孙岭峰，在北京组建了国内支公益少年棒球队——强棒天使队。队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和素质参差不齐，唯一的共同点是，出身贫穷——这是孙教练选人的硬性条件。作为曾经被棒球改变命运的人，孙岭峰在退役后，想让更多孩子的人生多一种选择。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导演许慧晶从25年开始拍纪录片，从2年1月开始拍这群少年，拍了一年半，7多个小时的素材，剪了一年半，剪出了近2个序列。终于，当“强棒天使队”初长成，成为国内更厉害的少年棒球队之一，纪录电影棒！少年也于12月11日上映，豆瓣评分8.7、
尽管是一部纪录片，但它一点儿也不“闷”，还采用了时下更流行的“双男主”设定——横行霸道的马虎与敏感细腻的梁正双（小双）。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孩子，有着相似的家庭。许慧晶跟着孙岭峰去过孩子们的家乡，镜头也拍下了他们的“来处”。
马虎的母亲在他3个月时离家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爸爸以卖羊肉串为生，几乎不管孩子，马虎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小双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母亲在他出生几天后不知去向；他有个双胞胎哥哥，因为养不起送人了；小双更初由大伯抚养，大伯去世了，姑姑接着养，没几年姑姑也去世了，由二伯抚养，二伯患了胃癌。
许慧晶也是一位父亲，在开机时，家里的孩子3岁，上映时，已经6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体会到了孩子成长中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只有从孩子的立场出发，才能明白孩子需要什么，“小双在影片更后执意离开基地，回家‘照顾’二伯，因为他害怕失去更后的亲人。原生家庭带给他们极度的不安全感，亲情是他们更需要的东西”。
缺乏父母关爱和安全感的孩子，在爱心棒球基地找到了另一个家。孙岭峰向他们的家人保证：除了打棒球，管吃、管住、管看、管念书，养到岁。
除了孙岭峰，“家长”还有两人：日常训练由孙岭峰的教练张锦新负责，孩子们喊他“师爷”，这是一位传奇人物，年过七旬，国内国家棒球队一半的队员都受过他的启蒙或训练；郭忠健则像妈妈一样负责孩子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毕业于清安康学的他曾是校棒垒球协会会长，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基地，不拿工资，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每次去拍，许慧晶的团队就和孩子们同吃同住，孩子们把他们当成了基地的一部分。大人和孩子是因为棒球聚在一起的，但棒！少年花了大量篇幅去描述孩子们的日常，穿衣、吃饭、洗澡、打架……
孩子们每天只训练3个小时，基地专门找了学校让他们不耽误上学。孙岭峰相信，先做人，再打棒球。将来，孩子们有的可能会成为职业运动员，有的会进念书，有的会当教练……，能过得和原来不一样。
然而，少年们的棒球之总是充满了棒球之外的阻碍：基地面临拆迁，孙岭峰的心脏搭了4个支架，小双的二伯得了胃癌……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甚至影片的结尾都是让人揪心的——小双离开了棒球队。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都会面临一些问题，这就是生活本身，是少年成长的背景。我们直面社会问题本身，但更关注的是当问题来临，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许慧晶说，“用体育帮助孩子走出贫困，就是一种正在尝试的方式。”
棒球在国内尚属小众体育项目，许慧晶甚至拍了将近一个月还没弄清楚比赛规则。但棒球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高矮胖瘦，总能在球场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这对于一群并非“精挑细选”出来的孩子来说，“赢面”就能大很多。这在台湾也有过成功的先例，上世纪6年代的台湾“红叶少棒队”，处于偏远山，队员也多出身贫寒，开启了台湾棒球史上的三级棒球时代。
纪录片完成后，孩子们看到了大银幕上的自己。那个“混世魔王”马虎如今长成了一个骑士般的少年，懂礼貌，又不失锐气。有人问他看完片子感觉怎么样？马虎回“我很怀念我小时候的样子。”很多人关心小双后来怎么样了，许慧晶透露：回来啦，正在恢复训练中。
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位观众的观后感很特别：“看完棒！少年能缓解不少育儿焦虑，这样野草一般的孩子都能向阳成长，你还怕啥？”
很多后来发生的事，纪录片没有拍，或者说，没有在成片里体现。孩子们在不断地赢，冠军拿到手抽筋，2年PONY国内棒球联赛U1组冠军、22软银鹰杯暨飓龙联盟长三角青少年棒球挑战赛U8组冠军……新的基地在北京通州建成了，孩子们有了更好的生活和训练条件。
截至22年11月，强棒天使队共资助困境儿童8名，共有67名儿童在基地参加集中培训，更小的7岁，更大的14岁，其中41名，女孩26名——没错，少女棒球队也即将登场。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许慧晶说，如果要进行持续的创作，纪录片除了要呈现问题，可能还要看到希望，哪怕是一丝渺茫的希望，“我想记录真正在为国内社会变化提供建设性意见的人，为乡村发展持续作着努力和尝试的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国内青年报
22年12月日 9 版
记者：袁慧晶、李宗胤
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仅存的两枚印章实物，近日首次在江西南昌对外展出。两枚印章于2年出土，经国家文物局委派专家鉴定为八大山人自用印，已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两枚印章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怎么判断出它们就是八大山人的自用印呢？
出土时是“印中印”
“两枚印章是在奉新县耕香庵（今耕香寺）遗址被发现的。当时，一些志愿者前往寺里栽种菊花，偶然发现了印章。”奉新县博物馆馆长许彬彬介绍说。
“据文物发现者介绍，他们发现黄土堆中有一个黑点，取出后发现是个裹着泥巴、五面刻有字的‘小方石块’，‘小方石块’的一面是个方形空腔，填满了泥巴。清理完泥巴后，在空腔内发现了两方更精致的石章。”许彬彬说，耕香寺的大殿当时刚完成重建，发现印章的土堆就是在重建大殿时产生的。
这两方石章就是“雪衲”“傳綮”印章。在对土堆进行二次发掘后，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枚刻有“豫章西靖道人”字样的瓦钮铜方印。
两大力证为印章“正身”
那么，如何判断这两方石章为八大山人的自用印？
力证一是八大山人的传世作品。“在八大山人更早的传世作品傳綮写生册中，画册中的‘梅花’‘玲珑石’‘古松’三图上的‘雪衲’盖印与此次发现的‘雪衲’印蜕，无论笔画间距、部件结构，还是刀法与线条的风格特征以及尺寸大小，均完全一致。”国家文物局委派的鉴定专家之一、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说，两枚印章字缝间残留的砂印泥痕迹十分明显，综上表明其为八大山人的自用印。
童衍方在比对中还发现，傳綮写生册中有两种款式的“雪衲”印蜕，“西瓜”图中的“雪衲”盖印是另一款。再加上从未出现过的“傳綮”印蜕，童衍方认为，已发现的八大山人印蜕总数应由11方变更为方。
力证二是文献记载。据同治版奉新县志记载：“八大山人……国初弃家遁奉新山中，剃发为僧，居耕香庵……”许彬彬说，这表明印章的发现地耕香寺与八大山人早年行迹密切相关。而清乾隆、道光版进贤县志记载也能证实，“耕庵老人”将八大山人引入佛门，并给他取了“傳綮”这个法名。此外，虽然“傳綮”印蜕尚未见于八大山人的任何传世作品中，但傳綮写生册传承有绪，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刘元键或为八大山人友人
同为故土堆发现的“刘元键”印章成为旁证。该印章五面分别刻有“刘元键印”“草草山樵”“一邨修竹半邨松”等字样。许彬彬在33年续修的南昌梓溪刘氏家谱中找到了“刘元键”其人，据家谱记载，他比八大山人年长8岁。
据同治南昌府志卷十四记载：“淨法庵，在五十八都梓溪四图，修竹中有牡丹极繁盛，相传为八大山人手植。”许彬彬认为，这表明，八大山人曾来过梓溪。据谱牒研究学者饶国平考证，介冈饶氏与梓溪刘氏几代联姻，如八大山人法弟饶宇朴的堂侄饶炳就娶了刘元键堂兄弟刘庚的次女。
专家推测认为，除了奉新外，八大山人主要隐居在南昌的介冈灯社，而介冈灯社与梓溪均在今天的南昌县辖内，相隔不到三十里，不排除八大山人与刘元键曾有过直接交往甚至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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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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