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职业鉴定人，在过去20年里，邓亚军借助DNA技术帮助成千上万个家庭进行亲子鉴定。
这当中，多数的鉴定结果可以顺利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但仍有小部分“排除”会让故事走向“很遗憾，孩子并非你亲生”的无奈结局。
对于邓亚军来说，一纸报告写明的只是一个准确率无限接近100%的，可对于当事人来说，亲子鉴定的结果可以影响和决定很多：一对夫妻的感情、一个家庭的未来，以及一个孩子的人生道。
在所有邓亚军接手的委托中，有90%方主动提出的，当亲子鉴定报告更后显示“不支持为的生物学父亲”时，绝大多数男人会选择离婚、分手，一段感情从此走向消亡。
于是多年来，许多媒体以“婚姻粉碎机”来形容邓亚军的工作，对此她很是反感：“我真的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吗？还是这个家庭本来就有问题？”
在她看来，自己只是那个揭开真相的人。
“被欺的人有权知道真相。”
电话铃又一次响起，邓亚军知道来电人是阿红，接起，果不其然。
过去几天，女人已给邓亚军打了几通电话，每一次都情绪激动，时常话还没说几句就哽咽哭泣。
此前阿红带着儿子和婚外情人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阿红与情人的骨肉。
对于这样的结果邓亚军并不吃惊，甚至见怪不怪。从业多年，她见过许多更离谱的事：
祖孙三代一同鉴定，更终发现孙子其实是爷爷与儿媳妇生的孩子；
一家四口判定血亲，结果证实外孙竟是外公与自家闺女所生的孩子；
双胞胎姐妹的生父不是同一人，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母亲两天内跟情人、丈夫分别同房，结果恰巧同时受孕……
“乱伦又颠覆”，尽管故事已足够让人“三观尽毁”，可讲述者邓亚军的语气始终平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看真相”，情绪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那一天邓亚军将结果告诉阿红后，女人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她告诉邓亚军，自己与丈夫结婚多年，感情一直不错，婚外情是因为一时冲动，所以发现怀孕时，她也不确定孩子到底是谁的。
后来孩子一天天长大，长相却越来越不像老公，阿红怕事情败露，便带着情人和儿子做了亲子鉴定，果不其然，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鉴定结果出来后，阿红不断拨打邓亚军的电话，声泪俱下地央求她制作一份的报告，“钱不是问题”，只要能过丈夫，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没有犹豫，邓亚军一口回绝了阿红的请求。
一方面是技术原因：“亲子鉴定要求数据和峰图必须一一对应，这些都是自动化鉴定仪器做出来的，别人想做根本不可能”；
另一方面则源于邓亚军本人的想法——报告作是严重违背行业职业道德的行为，“这绝对不可能”。
邓亚军（右）
邓亚军的倔强和坚持早有体现。
96年，24岁的邓亚军以专注名的成绩结束了在西安系（现为“西安交通医学部”）的本科学业，随后便在当地警局成为了一名。
邓亚军本科毕业照
在邓亚军的描述里，自己上班的单位周围有成片的玉米地，平日见不到什么人，是常见的“抛尸现场”，差不多隔几天就会有农民跑到警局报案，说自家农田里发现了一具。
彼时邓亚军是警局里唯一一位女，“什么案子她都去，只要听见需要现场，她拎着工具箱就往案发现场跑”，即使很多年过去了，同事对邓亚军更深的印象仍是如此。
做时期的邓亚军（中间，白衣服）
上世纪90年代，社会正处于机遇与动荡共存的时候。
作为一线警务人员，邓亚军经常需要面对大案、要案。抢劫杀人、虐杀碎尸，她看到过许多血腥凶残的现场，“半夜接到通知是常有的事儿”，为了方便工作，她时常选择睡在单位。
当时警局还有一位男，次在现场看见呈现“巨人观”的就吐了一地，更后还是由邓亚军完成了解剖工作。
邓亚军成为时，国内刚开始尝试将DNA检测技术运用于侦查活动，由于种种限制，该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成熟。
证实女死者生前曾遭受性侵，并在其体内成功提取到了凶嫌的DNA样本，但因为技术不够成熟，该样本只能确定凶手是一个O型血的男人。
因为线索太少且证据链不够完整，该案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16年，我国建立并进一步完善DNA数据库，当年的办案民警才在其中寻得线索、找到真凶，而彼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
刚入行的邓亚军
同样的无奈也体现在邓亚军的工作里——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邓亚军想了很久。
在一线当了3年后，邓亚军考取了母校西安的研究生，继续攻读学。
2000年夏天，邓亚军又在同学的建议下进入了北京安康基因研究中心，初次尝试接触了DNA理论研究。
那时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实际应用中，DNA技术都是一个极为新鲜的“舶来品”，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未来和走向，就连邓亚军自己在更初，也只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课题活动”，一切都是碰巧，一切又好似冥冥中注定。
这之后2年，邓亚军获得了博士录取资格并辞去了的工作。“我仔细想了一下，念完博士应该也不会回到那里了，因为我已经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她决定不给自己留后了。
“其实我是的叛徒。”
邓亚军做时期的现场图片
29岁那年，邓亚军瞒着所有人辞了职，交出警衔那天她想起了大哥邓治国——作为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大哥一直是她的“偶像”。
邓亚军
邓亚军念博士的年，国内非典疫情暴发。
在完成批ELISA试剂盒（一种抗原抗体试剂盒，可以帮助非常有效地在疑似例中甄别出“非典”人）的研制工作后，为了进一步了解与攻克毒，“安康”准备培养更多的SARS毒，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指令下达后，一位毒专注的博士当天便提出了辞职，另一位数据专家也在留下一封告别邮件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眼见着培养毒一事无法推动，邓亚军和另一位同事主动站了出来。在三次前往疫情重灾采集“非典”人血样后，她们走进了实验，而在此之前，二人对毒学的了解，甚至都达不到“入门”级别，“没有任何想法，因为那种形势也顾不上多想”。
有些事是一定要完成的。
邓亚军（右）进实验前
根据生物安全防护规定，培养“非典”毒的工作，需要全程在P3实验内完成，而这也就意味着，她与另一位同事，需要穿着三防护服，在完全密封且负压的内工作。
（上根据实验的密封程度，将实验分为BSL-1到BSL-4、p4实验为全球生物安全更高级别的实验。）
在这之前，科研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连续工作的时长更多为8小时，而邓亚军与同事则达到了“平均每天12个小时”，“内分泌严重失调，满脸都在冒痘，碰上生理期我和另一个女同事进去，出来就没例了”。
“可能学的都不怕死吧”，即使过去了很多年，讲起那个风声鹤唳的时候，她的语气里仍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可能也是无知者无畏”。
“非典”疫情过后，邓亚军正式踏入DNA亲子鉴定技术领域，谈起这项她极为向往与热爱的研究事业，她坦言DNA检测技术已经被误解很久了。
时至今日讲起DNA鉴定，外界的反应仍是那些八卦的“狗血剧情”，加之各类影视作品不遗余力地渲染与描述，仿佛该项技术存在的意义，就只为了服务婚姻中的危险关系。
“其实不是的”，邓亚军从来不这样认为，“DNA更大的一个运用，是在大型灾难中识别遇难者身份，比如空难、地震、海啸等。”
成熟且专注的DNA检测技术不仅能推测出个体的、人种、肤色，甚至还能预测出瞳孔与头发的颜色，和部分相对显著的面部特征。
“进行个体识别只有DNA鉴定是更准确可靠的”，换言之：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DNA鉴定技术极有可能是亡灵“魂归故里”的唯一方式。
邓亚军参加节目（中间，黑色衣服）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矩震级9.3的海底地震，进而引发了“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更惨重的海啸灾难”——印度洋大海啸。
灾难发生的第二天，邓亚军在电视上看见“灾难已造成上万人死亡，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当时就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
某国印度洋海啸前后卫星图对比
当天晚上，她就向上级主管部门国内科学院生物局递交了申请，2天后就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回应：
海啸之后，泰国灾留下了大量无法确认身份的遗体，而这其中大多数为前来度的外国旅客，“那面（指泰国）的人说，非常需要国内救援队前去参与救援”。
得到的当天下午6点，邓亚军和其他4名同事就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办理了护照与签证紧急飞往泰国，“回家就用了分钟收拾行李，防护服、袋、采样工具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因为太着急，所有吃的和洗漱用品全都忘了。”
正式出发前，副所长对即将出发的5人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这种灾难现场可能会引发登格热、疟疾，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不会死人，还可以回国治，就怕霍乱，你们要是得了霍乱，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邓亚军和同事们在出发前就看见了“更坏的结果”。
邓亚军（右一）与同事前往泰国进行救援
千里驰援印度洋海啸时，邓亚军刚刚32岁，而同她一起奔赴战场的伙伴，平均年龄还不到26岁。“出发前所有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来，我还给几个好朋友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就是没敢告诉妈妈，当时真的有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12月31日，邓亚军一行人抵达泰国普吉岛，在经历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她们在受灾更严重的攀牙地，看见了毕生难忘的画面：
“到处是被摧毁的房屋，汽车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铁；有些地方堆着刚刚发现的；当地的有些村民三五成群，继续寻找失踪的亲人和朋友。”
印度洋海啸现场
过程中，邓亚军与同事首先要给每一具编、量尸长，之后再寻找与收集遇难者身上的项链、耳环、戒指、衣裤等遗物。
“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做，每次一靠近就会反胃，只能一次次强行将不适感压下去”，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邓亚军形容当时的场景为：“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你离那五百米，都闻到那股臭气。”
印度洋海啸现场
在当时，泰国当地的所有实验都不具备检测的条件和技术，如此，大量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这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纠结中，邓亚军做出了决定：
“我让同事翻译说，这个东西我们国内能做，所有费用我们承担。”
邓亚军在救援现场拍摄的图片
这之后不久，邓亚军一行人带着首批遇难者DNA样本回到国内，而后便是第二批、批、第四批……在此后近4个月的时间，她们借助技术帮助近2000位遇难者确认身份、找到家人。
此后根据计算，邓亚军团队对于骨骼疑难样本的检测成功率为84.7%，而彼时平均水平也不过50%。
后来，那些DNA数据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成为了两国友谊的特殊信物，当地DVI组织称：“这简直不可思议，国内做得太好了！”
邓亚军参加央视面对面专访
完成印度洋海啸救援工作后，邓亚军接受了央视面对面的采访。观看样片时，她发现编导将那一期的节目取名为“代表国内”，“有些纠结和忐忑”的她找到节目组询问理由，编导说：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在我们看来，你就是代表了国内。”
在邓亚军的职业生涯里，她几乎不曾感到“力所不及”。科研工作固然艰难辛苦，可终归有规律和方法可循。
然而在踏足DNA亲子鉴定领域之后，她时常感到“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那些躲在数据之后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邓亚军接待的桩亲子鉴定委托，来自一位怀孕2个月的女人。
对方告诉她，自己因为身体原因结婚10年不孕，不想和情人仅发生了几次关系便“有了”， “她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
由于孕早期的胎儿DNA样本极难提取，且存在影响胎儿正常发育的风险，所以邓亚军便建议女人再等等，可对方仍决定冒一次险。
此后邓亚军尝试了各种办法，始终也没能从女人的血液里成功提取出胎儿的DNA，鉴定无法正常进行。
这之后几天，女人再次找到邓亚军，并极为无奈地说，为了保住婚姻和家庭，她更终还是决定将孩子“拿掉了”。
她不确定自己此生是否还有成为母亲的机会，也不确定这段激情引发的婚外情日后会不会败露，但在那个当下，女人很是确信，她真的很想与丈夫共度余生。
时至今日，邓亚军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女人，想她日后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面对朝夕相处的爱人，“所以说还能相信爱情吗？我其实更相信欲望”。
自2002年涉足亲子鉴定领域以来，邓亚军在鉴定所的接待里，听过、见过几万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矛盾、纠结、疑惑、背叛、后悔、仇恨、惊讶……复杂的情绪纠缠在复杂的故事里，更终组合出一组组带有基因“记忆”的DNA片段。
情绪可以隐藏，故事可以隐瞒，可DNA不会人，它就是个体的全貌，是人性和欲望的证明。
过去几年，邓亚军成立的鉴定中心平均每年要承接1万例亲子鉴定委托。在这当中，“排除”亲生父子（女）大约占据10%~20%，也就是说，在这一万人中，更多有2000个人在为“别人养孩子”。
邓亚军：2万例中有20%的排除概率
在我国刚刚将原来主要由系统内部机构操作的DNA鉴定向社会方鉴定机构放开时，邓亚军说出的“大约20%的排除率”曾让许多人瞠目结舌，有人借题发挥说她是利用个人赚钱，是破坏他人家庭的“婚姻粉碎机”。
争议更多的那些年，就连邓亚军身边的朋友都会半开玩笑地问她：“今年你又拆散了多少家庭？”。刚入行时她也曾为此纠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不再想了。
邓亚军自己就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因为两个孩子长得完全不一样，“当时就怀疑是不是搞错了”。为此，她也曾替儿子和老公做过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兄弟二人是异卵双胞胎，也的的确确是她和老公的骨肉。
问题不是因为亲子鉴定产生的，问题本身就存在。
在所有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的人中，男性占到了90%，“他们一定是这当中的弱势群体，因为母亲一定知道孩子是谁的，但男人就不一定清楚了”。
多年前邓亚军曾接触过一位父亲，因为儿子长相过于清秀，和相貌平平的自己没有半点相似，他在长达年的时间里，都怀疑孩子并非亲生，为此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当邓亚军告知其亲子鉴定显示二人系亲生父子时，男人喜极而泣，“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以后再也不用吃抗抑郁的药了”。
“人到中年，你别的都不用想，真的不用想太多，只要确定孩子是你的，老婆是你的，你就很幸福了。”
邓亚军：“我只相信鉴定结果”
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亲子鉴定在某些人眼中也成了女人是否出轨的检测工具，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邓亚军曾在一对老夫妻的委托下，替一个被引产的7个月大的死胎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儿媳与情人的骨肉。
拿到结果时，老夫妻在鉴定所内对儿媳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也是在此时邓亚军才得知，自成婚以来儿媳长期遭受婆家人的打压与言语侮辱，婆婆更常说起的一句话就是：“女人不生孩子，那结婚干什么？”
可怜又可悲。
亲子鉴定可以判断血亲，却不能断定人性，“DNA技术的发明是为了判断犯或者致孕者是谁”，它从来不是审判女人的工具，它是为“真相”服务的技术——
之前邓亚军就曾为一名因公殉职的工人进行“遗腹子”鉴定，更终成功帮其遗孀争取到赔偿。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显示，近些年选择主动进行亲子鉴定的人正在逐渐增多，于是一些有关“道德伦理的危机”的讨论也由此衍生，对此邓亚军始终持中立态度。
多年来，她见过，在发现养了16年的孩子并非亲生后，仍选择继续亲情的父亲；也见过明明孩子是亲生，却依旧拒绝支付抚养费的父亲；还有女人为办理领养手续，兴冲冲地抱着“老公捡来的孩子”鉴定，结果却发现孩子其实是丈夫的亲生孩子……
有亲情不一定是亲生，是亲生不一定存在亲情。
所以“亲子鉴定”真的和“道德危机”相关吗？任何人都给不出标准答案。
“作为一名鉴定人员，我不是伦理学家，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不了伦理问题，那需要人们自己去警惕和反省。”
现如今，邓亚军与同行们也将目光放到了“打拐寻亲”的公益事业上。
几年前一位寻子年的父亲，拿着一份DNA样本找到了她，无比激动地说自己找到了丢失多年的孩子，请她进行一次亲子鉴定。
在后续的谈话中，那位父亲告诉邓亚军，自己的儿子是在离奇失踪的，孩子丢失后，他的老婆因为过分自责，已经精神失常了，如今终于看见希望了。
DNA检测通常需要几天时间，那位父亲便每日都到鉴定所从白天等到夜里。几天后结果出来了，两组样本不存在血亲关系——他找错人了。
“他的眼神一下就涣散了，整个人瞬间就颓了”。即使过去了很多年，邓亚军仍记得那位父亲在得知结果后失望的样子，“他愣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告诉我‘那就继续再找呗’。”
类似的故事太多，以至于邓亚军已习以为常。这些年，她也会想起那些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和与他们相关的故事。
但想过之后呢？她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
因为真相就在那里。
邓亚军始终忘不了小禾。
差不多10年前，邓亚军受当地公安机关委托，替小禾和在狱中的父亲做亲子鉴定。
小禾的母亲是未婚生子，孩子出生几个月后，母亲便“和别人跑了”，小禾一直与父亲、叔伯生活，因为没有结婚证和准生证，多年来连户口都没上。
孩子一天天长大，村里关于小禾的风言风语也逐渐增多，因不满儿子被说“没娘养”，父亲和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更终一个重伤，一个入狱。
眼见到了小禾上学的年纪，父亲便在狱中请求进行一次亲子鉴定，“至少先把户口上了，这样才能让孩子入学”。
考虑到小禾一家的困难，邓亚军只收取了一半的鉴定费用，之后一个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
小禾和小禾父亲的DNA数据并不匹配，两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有关小禾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邓亚军说，那是她生平次，极为迫切地希望自己是错的。
文中阿红、小禾皆为化名
部分参考资料：
1、冷暖人生DNA亲子鉴定师的故事
2、闪光少女斯斯邓亚军专访（上、中、下）
3、大王小王邓亚军专访
4、生活面对面邓亚军专访
4、面对面邓亚军专访
5、邓亚军自传亲子鉴定秘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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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久见!老妇带儿孙做亲子鉴定两人竟系亲兄弟公公与儿媳啪啪啪生下孩子节操碎一地! 资料图
【老妇带儿孙做亲子鉴定两人竟系亲兄弟】在浙江安康鉴定中心负责DNA鉴定的是几位女，白大褂，蓝色医帽，长头发统统塞在帽子里，鼓鼓囊囊。她们的性格都蛮像的，话不多，很少提问，大眼睛沉静地看着对方，等待对方说出下一个要求，或者原因。
这次要说一说一位温州老太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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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们跟我说，眼，她们就觉得老太太的神情坚定、目光如炬，是那种藏了很多心事不动声色的人。当时，老太太对七岁孙子说：“把手指伸出来，扎一针，没那么痛。”
抱着孙子的是她儿子，回过头来说：“妈，有这个必要吗”，然后摇着头笑了笑，觉得要将自己和儿子做亲子鉴定，实在是个滑稽的决定。
亲子鉴定和DNA鉴定，现在除了在案件中用到，也越来越多地用在纷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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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一]
亲子鉴定：又称亲权鉴定、父权鉴定，是依据孟德尔遗传定律，应用医学、生物学和遗传学等相关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判断有争议的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有亲生血缘关系的学鉴定。
轮鉴定：父子俩的20个位点，有1个对不上
现在鉴定机构做亲子鉴定通常是通过对个人特定的遗传标记进行分析，这种遗传标记就包含在DNA中，与生俱来终生不变。
这些标记，在鉴定中被称为“位点”，取哪几个位点在我国部文件里全都有明确规定，不是任由鉴定机构随意选择的。正因如此，也才能保证亲子鉴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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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场—
年轻的爸爸和儿子都经历了指尖采血，他们的血样被拿进了DNA鉴定实验。
三天后，亮出。
大多数人来做亲子鉴定要的结果，无非是“是”或者“不是”。但是有的时候，还会有种结果，“不好说”，也就是“确定不了”。
这次的恰恰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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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又笑了：“这不是开玩笑么？宝宝，要么是我的孩子，要不，就不是我的孩子，怎么结果还会是‘不好说’呢？”
这个案子出现了“意外”，这对“父子”20个位点有1个对不上。出现这种情况时，先不需要测定CPI，而是需要加测位点。
从医学上解释，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性—
一，他们是亲生父子，但是遗传过程中基因发生了突变。
二，孩子的父亲人的近亲属，比如亲兄弟，甚至比如父亲，遗传基因有细小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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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二]
亲子鉴定要形成一个，通常需要两个参数，一是累积亲权指数CPI，它是判断亲子关系所需的两个条件概率的似然比，即具有AF(被控父亲)遗传表型的男子是孩子生物学父亲的概率与随机男子是孩子生物学父亲的概率的比值。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在遗传基因上，这两个鉴定的父子之间的相像程度。
一般这个指数要大于1万，而另一个参数也就是20个位点要全部对上，才能得出“亲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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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鉴定：加测母亲的DNA，找出突变的基因来自母亲还是父亲
尽管出于种种对于婚姻感情关系的不信任，现在做亲子鉴定的越来越多，但是从鉴定来看，大多数还是确认为亲子关系的—这给那些无稽的猜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前面说过，安康鉴定中心亲子鉴定的和助理们都是沉静的姑娘，她们不会做过多的猜测和建议。
她们对老太太说，孩子肯定是“你们家”的孩子—言下之意，不必再继续做下去了。
老太太沉默良久，开口：“我要一个肯定的，孩子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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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逻辑学的原理来看待接下去的鉴定，也是走到这一步更善意的一种方式。
如果是遗传过程中基因发生了滑移，的基因为XY，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下，到底是来自妈妈这边的遗传基因发生了突变，还是爸爸这一边的突变了。
老太太一口应允：“是不是要提供孩子母亲的血液样本？没问题。”
半个月之后，老太太带来了儿媳妇，抽血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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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血样和的血样继续进行DNA比对，这一回比对的主要是发生突变的基因是遗传自母亲，还是父亲这一边。
是：突变发生在遗传自父亲的基因上。
那么事情的可能性又回到：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发生突变，或者本来就是遗传自父亲的男性直系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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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三]
一般亲子鉴定机构会对检材做三个月以上的保存。比如这个案例，小的血样次鉴定只是取用了部分血样，剩余的则低温密封保存。
轮鉴定：经过比对，孙子居然跟“他”完全吻合
这一次，鉴定中心的们都以为老太太不会再来了。
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的。比如有一个案例，也是一位大妈，也是坚持要检测儿子和孙子孙女的亲子关系。
孙女是媳妇在婚前就怀上的，大妈本来就不喜欢女孩，加上是婚前，总是心有芥蒂。而孙子，子的秘书抱来的。更后，拿的那一天，儿子来了。他对说：“我不是来拿的，而是请你们帮我把它销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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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说，自己和妻子是同学，毕业后妻子怀孕，而原本他俩就有结婚打算，后来幸福地奉子成婚。但是大妈一直不喜欢儿媳。再后来男人的事业越做越大，围着他转的女人也多了，直到有一天秘书抱了一个男婴告诉大妈，说那是她的孙子。大妈居然喜笑颜开。
但是，男人说：“清者自清，我没做过，那男婴不可能是我的。我也不需要做亲子鉴定，这是对我妻子的侮辱。”
事情的更后是大妈趁儿子不注意，抢过鉴定档案袋夺门而出。不过，事后说，那男人没有说谎。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它的结果就非常残酷了。
老妇带儿孙做亲子鉴定两人竟系亲兄弟公公与儿媳啪啪啪生下孩子节操碎一地! 资料图
说，没想到，数月后，那位温州老太太又来了，并且带过来一个男人——没有表明身份，“我们又提取了这个男人的血样，与的血样检测比对，发现20个位点完全吻合”。
事至此，老太太才把事情说白了，更后那个“吻合”的男人是老太太的丈夫，而之前来检测的儿子是他们的独养儿子。老太太一早就明白了，但是强硬的她就是要一个明确的。
她似乎一吐为快：“我的儿子是个傻儿子；多年来我隐约觉得老头子和媳妇之间有问题，我真希望我的感觉是错的。现在，这到底是一个家，还是两个家……”
她止不住泪，掉头就走，连鉴定都没有拿。
首席女叶凡
作者：覃小乔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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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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