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前就开始引发广泛关注的【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被栓铁链事件】已经发酵一个多月了，真相至今仍未浮出水面。
近一个月的调查，官方统计发布了四次通报，在2月7日和10日的通报中都提及了DNA鉴定。
若是说之前的走访调查是无凭无据，DNA鉴定总能是实锤了吧。但通报一出，仍引发了广泛争议：
拿已故母亲的生前遗物来进行亲子鉴定，这靠谱吗？
亲子鉴定是否能准确识别同母异父子女之间的亲缘关系？
没有父亲的参与，母女间的亲缘关系鉴定准确率又如何？
“铁链女”做的是哪种亲子鉴定
要弄清楚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亲子鉴定是什么。人们常说的亲子鉴定，又被称为亲权鉴定，其原理是通过对人类遗传标记进行监测并根据遗传规律分析，对个体之间血缘关系进行鉴定。
对于亲子鉴定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在影视剧中常常可以看到父亲怀疑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从而带着孩子去做亲子鉴定，反之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亲子鉴定相对少见。但在鉴定中，亲缘关系鉴定的类别不止于此。
亲缘关系鉴定主要分为三种：
一、亲子关系鉴定，其下有两类：三联体亲子鉴定（被检测男/女子、孩子生母/父、孩子三个检测对象）、二联体亲子鉴定（被检测男/女子、孩子两个检测对象）。
二、全同胞关系鉴定：同父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的关系鉴定
三、半同胞关系鉴定：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情况下子女之间的关系鉴定。
根据官方通报的内容推测，“八个孩子和董、杨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做的应该是三联体亲子鉴定，“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为母女关系”做的应该是二联体亲子鉴定，至于杨某侠与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光某英是否做了半同胞关系鉴定，从通报中无法得知。
二联体相较于三联体亲子鉴定，
准确性如何？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有23对染色体，控制生物性状的遗传物质是以自成单位的基因存在的，而我们身上的基因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
遗传标记，也就是多态性基因座（指染色体上基因所占的位置或基因组DNA中的一段）序列，由于遗传标记中DNA心序列重复次数不同，导致个体间存在差异。目前在亲缘鉴定中应用更广泛的遗传标记是短串联重复序列（STR），由2~6个碱基的重复单位串联构成。
图/网络 STR鉴定图谱
对采集样本中的DNA进行提取和纯化之后，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和荧光标记检测技术对DNA样本中多个STR基因座进行复合扩增，得到STR基因座分型。（负责放大基因片段的PCR技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中会用到同样的技术来放大毒中的RNA片段。）
之后研究人员会使用遗传分析仪，对PCR样本进行毛细管电泳分析，使用等位基因分型参照物对样本分型，更后根据严谨的计算公式进行非父排除概率 （PE）和累计亲权指数（CPI ）的计算。
根据GB∕T 37223-20亲权鉴定技术规范规定，鉴定使用的遗传标记累计非父排除效率≥99.99%，且累计亲权指数大于10000时，就可以支持被检测人是孩子生父（母）的判断。
由此可见，无论是二联体还是三联体亲子鉴定，对于鉴定结果的标准是统一的。
一般亲子鉴定中，有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为必检基因座。当样本量达不到鉴定标准时，一般会采取增加被检人数（有亲缘关系）和STR基因座的数量等手段来提高鉴定准确性。
如果STR基因座的数量不达标准，还可以增加性染色体短串重复序列（Y-STR/X-STR）和线粒体DNA作为补充检验。
总的来说，关于亲缘关系鉴定国家有一套严格的亲权鉴定技术规范来提高鉴定准确性，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如果按照规范进行鉴定工作，出错的概率是极低的。
生前遗物能作为鉴定的样本吗？
据官方通报，小花梅的母亲普某玛已过世，拿来做样本的物品是生前遗物。根据官媒的消息，该遗物是一件普某玛生前穿过的外套。
一般来说，血液、唾液、精液、羊水或者人体组织块可以作为亲子鉴定的样本，更次也得是带毛囊的毛发。一件生前穿过的外套是否能作为样本，要看衣服上有没有被检人遗留的脱落细胞，并且细胞是否完好（不能被他人污染）。
同样，在普某玛已过世、样本缺乏的情况下，尽量增加被检人数（普某玛的亲属）和STR基因座的数量（被检人DNA样本），可以有效提高鉴定准确率。
杨某侠和光某英的关系如何鉴定
上文中提及除了亲子鉴定以外，还有全同胞关系鉴定和半同胞关系鉴定，其中半同胞鉴定可以作为杨某侠和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鉴定亲缘关系的手段。
相对于亲子鉴定来说，全/半同胞关系鉴定需要更多的基因座样本。半同胞关系鉴定比全同胞关系鉴定更复杂，同母异父的情况比同父异母鉴定更复杂。
拿全同胞关系鉴定来说，主要的方法是判断两个被检人在同一基因座上出现相同的等位基因的一致性。除了个必检基因座以外，要增加更多的经过验证的基因座来提高准确性。每次增加10个基因座，比如每次验个、29个、39个。当两名被检人为女性时，可以补充检验X-STR。
依据孟德尔遗传规律（高考考点）可以知道，即使是真正的全同胞，在同一个基因座上也可以出现基因型完全不同的情形，这个概率是25%；即使是真正的无关个体，也可以因为偶然的因素在同一基因座上出现基因型完全相同的情形。
图/网络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所以，全/半同胞关系鉴定结果给出的都是倾向性意见。不过倾向性意见的准确性一般不低于99%。
虽然无法百分百确定同胞关系，但同胞关系鉴定的倾向性意见仍然为无数失散多年的人找到了亲人和家的方向。
说在更后
“铁链女”究竟是小花梅还是李莹，还是另一个悲剧故事的受害者，我们仍在等一个确定的答案。
事出反常，必有妖异。这些违背常理的地方，如果后续不能给出合理化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提出合理质疑，要求彻查背后的妖异。
上一篇文章， 我在时间线上梳理了丰县事件的全过程。在这一篇，我将会重点列举丰县事件中，那些典型的违背常理之处。我在这里可以直接给出：事出反常，必有妖异。这些违背常理的地方，如果后续不能给出合理化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提出合理质疑，要求彻查背后的妖异。
1、丰县调查组于1月30日发布的第二通告指出，早在2020年11月，该县相关部门就将铁链女的DNA信息录入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
这段信息的诡异之处就在于：在2020年11月，铁链女事件根本就没发作。在当时，铁链女陆陆续续生了很多个孩子，都正常办理了出生证，上了户口。铁链女当时在户籍上属于当地人，并没有被定义为被拐卖或者走失人口。也因此，在丰县的次答复极目新闻记者以及其通告里，均明确指出铁链女是该县欢口镇人。所以，在2020年，该县将其DNA信息上传到数据库里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做一件在当时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的事？是为了预防什么可能的事情吗？
这一段被丰县当地未卜先知提前录入的DNA信息，后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根据财新媒体2月日晚的报道，铁链女真实身份更大的怀疑对象，李莹，其生母放弃对铁链女真相的追寻，原因就在于使用了其生母的DNA与数据库里的铁链女DNA信息进行了比对，比对结果为不符。
这种比对恰恰就是第二个诡异之处。铁链女与李莹母，两个活生生的人，明明可以面对面直接提取DNA样本进行比对，这种样本提取方式也是绝大多数亲子鉴定机构非常坚持的方式，毕竟唯有面对面的取样本，才能更大限度的避免样本被中途替换的可能性。然而在这里，却出现了一名活人的DNA信息与一份在一年多以前就未卜先知存进数据库里的数据信息进行比对的诡异场景。
当然，铁链女更终是不是李莹，在这方面任何人都无须有执念，我们尽可能的找出她的真实身份就好了。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的解释就是：在一年多前的2020年11月，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触发了当地将铁链女的DNA信息录入系统的冲动？这个不合常理之处，需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确定样本采集和鉴定过程是否严谨，录入结果是否有误。
2、为何一直不让铁链女出来说话？
丰县事件发作之后，当地政策时间不是让她接受采访，向大众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是迅速宣布她有精神分裂症并有暴力倾向，然后将其关入院。这件事完全不符合常理，诡异程度甚至超过了条。
要知道精神分裂症并不是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六种类别，偏执型、青春型、紧张型、单纯型、未分化型和残留型，都不是24小时持续发的状态，也绝不会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暴力症状，甚至暴力症状都不算是这六类中的任何一类的典型症状。
在徐州当地网红随机赴其家庭拍摄的多组视频中，铁链女始终具有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表情自控能力，可以在身边没有其他家属的时候与陌生人交流，并能够与陌生人进行正常的眼神对视，能平整自己的衣物和整理袖口，可以独立行走。这一切都表明铁链女依然具备与社会进行交流的能力。无论她这方面的能力是强还是弱，在现在的手机时代，开个直播，让铁链女在的协助之下，向大家讲讲自己是谁，这不就完全消解了大众的质疑情绪吗？就算她在直播里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也没关系啊，大家只会再次感受到她受过的苦楚，会更加同情她啊，并不会给案件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啊。一次直播效果不好，可以多次直播啊，每天直播三回，查房的时候直接就打开直播，让大家看看铁链女在干什么在说什么，精神状态是不是好转了。这种坦然的应对方式，就比什么都藏着掖着，铁链女完全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之外，让大家情不自禁的往阴谋论方向猜测，要好得多。
当然了，直播可以，在央视摆拍一段录像就算了，无论录像内容是什么，都只会引发更加猛烈的质疑。
3、徐州方面2月7日确认铁链女为小花梅后，为何始终不邀请其亲人与其团聚？
根据近期大量云南本地人士赴亚谷村实地探访的结果，小花梅的舅舅舅妈、大姨、堂弟均在世。其同母异父的妹妹虽然远嫁，现在也在世。这些亲属都明确表达了想去见见小花梅的愿望，但徐州方面从未再次联络他们与亲人会面。为什么？还是第二条，铁链女并非完全丧失社会交流能力。她的身份确认后，安排其在世近亲属与其会面，是必须的、刻不容缓的事情。徐州方面在此问题上的漫不经心，诡异到完全无法让人理解。对此问题，能不能有个合理解释？如果不能解释，是不是说明其实徐州方面其实心里也没底，也不确定铁链女到底是不是小花梅？
4、徐州方面为何隐瞒结婚证照片与铁链女不一致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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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进展到这一刻，丰县事件，已经成为了国内网络发展历史上，更大的独立舆论事件，没有之一。这件事注定将会被无数人，从无数个角度，审视无数次。我上面列举的四条妖异之处，算是这件事情里面，更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而解释清楚这四件事，将会是摆在江苏省调查组面前的，首当其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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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亲子鉴定怎么做？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滴血”是否真的能“认亲”？
| 图源：pixabay。
编者按
更近，“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 事件引发了舆论热议，在关心神志不清、语言模糊的当事人的同时，广大网友还一直在监督和跟进徐州官方发布的内容。据@徐州发布 2月10日通报的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经有关部门对被锁女子（即“八孩母亲”）及其“家人”（母亲和同父异母的妹妹）进行DNA检验比对后，认定她就是这家人失散多年的女儿。
该通报一出，再次引发争议，部分网友质疑亲子鉴定的结果：被锁女子已经去世的“母亲”其生前遗物是否能提取到用来做鉴定的DNA？被锁女子就是董某民结婚证上登记的杨某侠吗？
实际上，大多数人可能对“亲子鉴定”一词并不陌生，影视剧作品里也常有 “滴血认亲”和DNA医学检验的场景，而此次的社会事件，更是让大家关注起了“利用亲子鉴定用来确认被拐卖人口身份”的话题。
亲子鉴定怎么做？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滴血”是否真的能“认亲”？本文作者商周为从事过遗传学研究的学者，黄巧娘则曾从事过亲子鉴定工作，从古代滴血认亲的历史讲起，他们为大家介绍了亲子鉴定的前世今生。
撰文 | 商周 黄巧娘
责编 | 王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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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血缘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 “血亲” “骨肉” “骨血” 等词汇，在西方也大抵如此。英语中的Consanguinity
（血缘关系）
和德语里的Blutsverwandtschaft
（血亲）
都来源于拉丁语的Cognatio一词，指的是通过出生而建立的关系。
亲子关系不仅事关感情，还涉及财产和地位的继承，所以这种关系的不明确会带来许多冲突和问题。为了解决或避免这种矛盾，人类历史上发明过诸多不同鉴定亲子关系的方法。比如，国内古代就有
滴血认亲一说，通过观察 “两人的血是否相凝
（合血法）
” 或检测 “一个人的血是否可以渗入另一个人的骨头中
（滴骨法）
” 来判断亲子关系。虽然这种做法历史悠久，而且看上去融入了 “骨血” 的概念，但实际上它十分荒谬，毫无道理。
没有道理的认亲方法不仅出现在古代的国内。在中世纪的欧洲，判断一名男子是否是一个孩子父亲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他在、官员和牧师面前证明自己阴茎的勃起能力
[1]
。即使到了科学日益昌明的、世纪的欧美，鉴别当事人是否为生父的方法也只停留在观察男子的精子是否有活力的水平之上
[1]
人类之所以在鉴定亲子关系上束手无策，是因为对遗传学一无所知，不知道决定性状的基因，也不知道人的基因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等到孟德尔利用豌豆杂交实验开创了现代遗传学之后，亲子鉴定也就摆脱了蒙昧，迎来了新的纪元。
豌豆的黄绿圆皱和人类亲子鉴定，这两个事物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关，但这恰恰是基础研究如何指导技术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
亲子鉴定科学方法的演变
有趣的是，个科学的亲子鉴定方法还是和 “血” 有关，即
血型分析。00年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兰德施泰纳
（Karl Landsteiner ，68-43）
发现了ABO血型系统
（注：因为发现了A、B、O、AB四种血型中的前三种，兰德施泰纳在30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
。二十多年后，德国科学家费利克斯·伯恩斯坦
（Felix Bernstein，78-56）
发现血型的遗传也遵循孟德尔法则，由一个包括IA、IB、i三个等位基因的位点所决定，其中IA和IB都是显性
[3]
图1
血型的基因型和表型
|
绘图：商周
如上图所示，人类的ABO血型的基因型有六种：IAIA、IAi、IBIB、IBi，IAIB和ii,它们分别对应的血型是A、A、B、B、AB、O。知道了血型和基因型的关系，就可以通过血型来推导可能的基因型，并对父母和子女的基因关系做出判断。上世纪二十年代，这项技术就开始被用到了亲子鉴定里。
我们还是用实际情况来举例说明。
在没有技术的年代，生母就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所以亲子鉴定主要是检测父亲的身份。要鉴定一个男子是否为孩子生父，首先要做的是测定孩子和生母的血型，当这两个指标确定后，就可以去推断生父血型的可能性。
设孩子的血型是A， 生母的血型也是A，那么生父的血型则可能是A、B、AB和O里的任何一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确定一名男子是孩子的生父，也无法认定他不是孩子的生父
（非父）
但设孩子血型是A，而生母的血型是B，那么生父的血型则只可能是A和AB，而不可能是B和O。如果一名男子的血型是B或O的话，他就肯定不是孩子的生父。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同样不能确定一名男子就是孩子的生父，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非父排除。
上面的表格里列出了孩子和生母血型的所有可能性组合，以及被鉴定男子可能是孩子生父
（绿色）
以及不可能是孩子生父
（红色）
两种情况下的血型分布。从上面这个表里可以看出，利用血型来进行亲子鉴定无法确定谁是孩子的生父，但有大约29%的概率能将非父排除。
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但作为亲子鉴定科学方法的先驱，它为后来的方法提供了借鉴。因为，血型分析之所以在亲子鉴定上表现不佳，主要是由于血型只取决于一个基因位点，而且这个位点只有三种等位基因，所以在多态性上非常有限。而要在方法上有所提高，就要
提高所检测指标所代表的基因的多态性。
在之后发展起来的血清学分析和HLA
（Human Leukocyte Antigen，人类白细胞抗原）
分型就是在这样的思下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发出来的HLA分型法，更是让亲子鉴定的准确性有了较大的提高。HLA是决定免疫反应的一类分子，主要功能是将抗原呈递给淋巴细胞。为了对付难以计数的外来原体，HLA分子进化出了极高的多态性：不仅由多个基因编码，而且每个基因都有多个等位基因。利用HLA分型
（注：指HLA抗原分型，而不是现在的HLA基因分型）
虽然仍不能确定孩子的生父，但将排除非父的概率提高到了80%以上
[4]
对具有高度多态性的HLA进行分型，却依然无法确定孩子的生父，主要原因是这样检测的依然是多态性有限的表型，而不是具有更高多态性的基因型。而当分子生物学有了长足的进展之后，基因水平的亲子鉴定方法也就被开发了出来。
首先使用的基因分析方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
RFLP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5]
，其原理是用限制性内切酶对被检测的DNA进行剪切，再根据剪切后的结果进行判断。限制性内切酶本来是细菌进化出来切割噬菌体
（感染细菌的毒）
DNA的武器，比如更常见的EcoRI内切酶就来自大肠杆菌。当这些限制性内切酶被科学家发现后，它们就被用来作为剪切DNA的分子生物学工具。
如果把人的DNA比作一根长长的绳子，限制性内切酶就好比一把剪刀，它能够识别这根绳子上一些特异性的位点，并在这些地方把绳子剪成大小不一的片段。如果DNA这根绳子在某个识别位点上发生了变异，让限制性内切酶无法识别，那么它们在这里就剪不开。因为这种识别位点上的多态性，不同人的DNA在被同一种限制性内切酶剪切后，出现的片段数量和大小会有所不同。
将多个限制性内切酶的剪切结果综合起来，就可以构成高精度的个人DNA图谱。正是因为这个DNA图谱的高度精确性，RFLP分析法不仅可以将非父排除，而且可以准确地认定谁是孩子的生父。
虽然RFLP分析法效力足够强大，但操作起来却很不方便。于是，出现后不到十年它便被另一种更具优势的基因分析方法代替：
STR分析
（Short Tandem Repeat，短串联重复序列）
。STR分析方法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它的科学基础来自八十年代的两个分子生物学进展：PCR扩增技术和DNA上STR序列的发现
[6,7]
。这种方便快捷的方法一经出现便迅速被应用到亲子鉴定领域中，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分子生物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车道，亲子鉴定在方法学上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比如单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芯片分型和二代测序等更加现代的方法都先后被开发了出来。虽然这些更现代的方法功能非常强大，但并没有撼动STR分析法在这一领域的统治地位
（主要是成本原因）
，只是偶尔在一些STR分析不适用的场合使用
（比如胎儿隐私亲子鉴定里，需要通过检测母体血液中游离的胎儿DNA来对胎儿进行基因分析）
那么，在亲子鉴定领域一统江湖的STR分析法是如何工作的呢？
STR分析在亲子鉴定中的工作原理
STR指的是基因组上的一些短的DNA碱基序列
（长度为1到6个或更多碱基）
的简单连续重复，不同的重复次数导致了这一域DNA碱基长度上的不同。这种重复的次数从几次到几十次不等，如果把控制血型的基因位点的三个等位基因A、B、O比喻成红黄绿三色的话，那STR位点的多态性就像一个有着诸多色彩的斑斓世界。单一位点上的高度多态性，再加上这样的位点在人类基因组上数以千计的存在，让STR分析成为了绘制高精度的DNA个性图谱的天然资源。在实际操作中
（比如亲子鉴定）
，只需将含有STR位点的基因片段用PCR的方法进行扩增，然后通过检测所扩增出来的DNA片段的长度，就可以绘制一个人的个性DNA图谱。
正是因为其
高精度、低成本和易操作的特性，STR分析便一直 “统治” 着亲子鉴定这一领域。
下面举个例子，来说明STR分析法是如何进行亲子鉴定的。
图2
STR分析用来做亲子鉴定的原理示意图
|
绘图：商周
如上图所示，设孩子在某个STR位点上的基因型是（9重+6重）
（1重指的是一个STR基本序列的一个重复）
, 生母的基因型是（9重+8重）。所以孩子的生父在这个STR位点上必须带有6重才行，比如带有（11重+6重）基因型的可能是生父，而带有（11重+2重）基因型的则为非父。
写到这里，有读者应该能看出来，
单个的STR位点也无法认定谁是孩子的生父，同样只能把部分人鉴定为非父。举个例子，D3S58是一个常用来做亲子鉴定的STR位点，这个位点的重的等位基因在福建汉族人群中的概率是20%左右。设被鉴定人必须携带D3S58的重才可能是孩子的生父的话，那么这一个位点的检测就可以把人群中60-70%左右的汉族男子作为非父排除掉。
虽然单个位点无法满足亲子鉴定的要求，但STR位点在基因组上数以千计，采用
多个位点组合的办法就可以准确地完成亲子鉴定的任务。为了达到利用尽量少的STR位点就完成亲子鉴定的目的，被选来做分析的位点应该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在当地的人群中有较高的多态性，方便提高分辨能力；二是多态性稳定
（突变率小于0.2%）
，防止因为位点突变而带来的结果混淆；三是被选用的STR位点在整个基因组上相对均匀地分布，避免两个STR位点在同一染色体上靠得太近。
图3
亲子鉴定中常用的STR位点在基因组上的分布图
|
绘图：黄巧娘
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采用的是20个左右的具有高度多态性的STR位点组合，这种组合可以确定累计非父排除概率
（Cumulative Probability of Exclusion, CPE）
，达到亲权鉴定技术规范的国家标准
（GB∕T 37223-2023）
。这里说的内容都是认定非父
（母）
的可能性，那么如何认定被检测人就是孩子的生父
（母）
呢？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评估被检者与孩子有亲生关系的可能性大小
（亲权机会）
。这里需要再引入一个概念：亲权指数
（ Paternity Index，PI）
，即亲权关系鉴定中判断遗传证据强度的指标，它表达的是被检测人是孩子生父
（母）
的概率与随机人是孩子生父
（母）
概率的比值。
设被检测个体是孩子生父
（母）
的概率为 X， 随机个体是孩子生父
（母）
的概率为 Y，仍以上面提到的D3S58位点为例，设生父
（母）
必须携带的等位基因是D3S58-重，而被检测人的基因型是（重+重），他提供生父基因 D3S58-重的概率为1
（即X=1）
。随机男人提供生父基因 D3S58-的概率为该基因的频率
（即Y=0.208）
。因此，这里的亲权指数
（PI）
值为 1/0.208=08、如果被检人的确是孩子的生父，则不论检测多少位点，他都不会被认定为非父。所以当多个STR位点用于亲子鉴定时，设每个位点的亲权指数分别为PI1、PI2、PI3、PI4……PIn，n个STR位点的亲权指数相乘则为累计亲权指数
（Combined Paternity Index，CPI）
，即：
CPI=PI1×PI2×PI3×…×PIn
根据GB∕T 37223-2023亲权鉴定技术规范规定，鉴定使用的遗传标记累计非父排除效率≥99.99%，且累计亲权指数大于10000时，就可以支持被检测人是孩子生父
（母）
的判断。
从以上原理可以看出，如果检测样本有子女、母亲和父亲三方，那么达到亲子鉴定目的所需要的STR位点就会少一些，一般20个左右的STR位点检测就可以达到目的。而当检测样本只有子女和父母一方的时候
（如子女-父亲、子女-母亲）
，需要的STR位点就会多一些，有时会出现20个位点检测后依然不能达到规范标准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增加检测STR位点的数量。
但无论如何，
利用STR位点的检测可以准确地判断子女和生父
（母）
的亲子关系。
亲子鉴定的实际应用和现实问题
作为一项精确的技术，亲子鉴定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亲子鉴定的结果有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因此不少国家为亲子鉴定的应用范围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而且不同国家的规定也有所不同。
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亲子鉴定技术经常被用于以下情形：
◆
认亲、出国
◆
继承财产、办理户口
◆
被拐卖人口的身份确认
◆
丈夫怀疑孩子不是亲生
◆
怀疑在产房抱错婴儿
◆
遇难者辨识：残骸身份确定
◆
更近，因为
“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
事件，亲子鉴定用来确认被拐卖人口身份的话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根据@徐州发布2月10日发布的通报，相关部门对被锁女子
（即“八孩母亲”）
、光某英
（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
与普某玛
（已去世，小花梅母亲）
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被锁女子、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被锁女子即是小花梅
[8]
可能是因为在这一事件上相关部门发出的通报有前后矛盾之处
（比如之前的通报否定人口拐卖，但更近的通报却承认了这一事实）
，@徐州发布2月10日的这份通报甫一发布便遭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网友质疑的并不是亲子鉴定技术本身，而是普某玛的生前遗物是否依然可以提取到用来做鉴定的DNA。
的确，只要普某玛的DNA顺利获得，那么她是不是被锁女子的生母肯定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一般来说，
用来进行身份鉴定的DNA样本来源可以多样，主要包括血液、毛囊、口腔黏膜、精液等。如果以上样本无法获得，那么其他一些和被检测人相关的间接样本也可以用来检测，比如穿过的衣物、嚼过的口香糖等，但关键是需要其中带有被检测人的细胞，而且不能存在他人细胞的污染。
那么，去世几年的人的遗物是否能提取到DNA并用来进行身份鉴定呢？这需要看具体情况，比如遗物上留有被检测人的血液，那应该就可行。但如果这些遗物上没有被检测人的细胞，或者这些遗物被他人使用过并留下了他人的细胞，那应该就不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官方通报如果能给出一些细节，或者委托独立的方来进行检测，将会对事件的澄清有所帮助。
从被锁女子被拐卖的这一事件，还可以引申出另一个有关认亲鉴定的问题。因为被拐卖的人口
（尤其是妇女）
大多发生在上世纪，她们的父母已经部分离开了人世。所以，关于被拐卖人身份的认定，有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没有父母的DNA，是否还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亲子鉴定原理的心部分：子女从父母双方各继承了一半基因。也就是说，子女的基因多态性肯定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而且父母双方各一半。正是因为这种确定性，让判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成为了可能。
而当父母已经不在或无法准确获得其DNA的时候，兄弟姐妹的DNA可以用来做认亲的同胞关系鉴定吗？
从理论面来看，就像当事人一样，他
（她）
的兄弟姐妹也都从父母那里各继承了一半的基因。但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继承的那一半并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兄弟姐妹间在外貌上可能相似但不会相同
（单卵双生子除外）
。所以，如果用亲子鉴定的方法去分析当事人和兄弟姐妹的DNA时，他们之间可能会在很多位点上有一致之处，但却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二者就是来自同一父母，只能得出一个倾向性的。
在实践面上，根据根据2023发布的生物学全同胞关系鉴定技术规范SF/T 01-2023
（下称 “规范”）
，全同胞鉴定可以进行。根据这个规范，个STR位点是必检位点，还可以根据需要去补充更多的检测位点
（注：检测位点越多，检测的效能越高）
。被检测的二人在所检测位点的等位基因的一致性，或者是根据这个指标计算出来的同胞关系指数，就是评估他们是否为全同胞的指标。
我们可以用更容易理解的 “等位基因的一致性” 这个指标来做进一步说明。如使用的是规范里规定的个必检STR位点，它的效能是0.5655。个位点一共有38个等位基因， 通过比较被检测两人在这38个等位基因的状态，可以得出累计状态一致
（Combined Identity by State，CIBS）
的数值。当这个数值大于22的时候，可以做出 “倾向于认为两名被鉴定人为全同胞” 的判断。设检测的STR位点高达39个，检测的效能就可以提高到0.9782、CIBS大于40、也可以做出 “倾向于认为两名被鉴定人为全同胞” 的判断
（如下表
）。
信息来源：
生物学全同胞关系鉴定技术规范SF/T 01-2023
所以，
无论是理论面还是实践面，全同胞的鉴定能给出的都是一个倾向性的。如果被用来鉴定的是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姐妹关系
（或是更远一些的堂兄妹或表兄妹的关系）
，这种不确定性就会更大一些。
虽然无法100%肯定同胞关系，但这不妨碍帮助被拐卖人找回他们的亲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被检的人数和检测的STR位点。在被检测人的选择上，更好包括所有的兄弟姐妹。如果兄弟姐妹也没有，那来自父母上方血缘关系更近的亲属也会有所帮助。
当检测位点和人数足够多的情况下，凭借极高概率的倾向性，结合社会学因素，同样可以帮助被拐卖人找回自己的家庭。
正是因为STR分析技术的先进性和确定性，它已经成为了帮助被拐卖人口认亲的强大工具。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利用STR分析技术为部分因人口拐卖而失去骨肉的家庭建立了DNA库，以便和那些失散的儿童及妇女进行对比认亲。希望这一技术能帮助尽量多的失散者找回自己的父母家人，重新享受家庭的幸福。
当然，更好，这样的 “失散” 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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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丝鸭
专家说，根据徐州第四份通报中显示，推断是做了亲子鉴定，而非半同胞鉴定。即小花梅和光某英的DNA分别与普某玛的DNA做了鉴定。专家建议，如果要进一步鉴定身份，可以采集小花梅母亲的兄弟姐妹DNA样本，和光某英、杨某侠做进一步疑难亲缘关系比对，包括对光某英、杨某侠DNA样本做半同胞关系鉴定。
据报道，江苏省委省政策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子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此前，徐州关于此事件，已经做了4次通报。在2月7日次和2月10日第四次通报中，都提及做了DNA鉴定。
从徐州发布的份通报中显示：8个孩子与杨某侠、董某民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第四份通报显示，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 DNA 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DNA是怎么鉴定亲缘关系的，这几天，我采访了几位DNA鉴定专家。
在鉴定中，亲缘关系DNA鉴定有几种：亲子关系鉴定，也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鉴定，还有两种鉴定可能大家并不熟悉，全同胞关系鉴定和半同胞关系鉴定。
全同胞关系鉴定，是指同父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亲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鉴定。像在一些寻亲案例中，寻亲者要找亲人，但发现父母已经不在世了，有人觉得寻亲者像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那么请鉴定机构做一个全同胞关系鉴定，就可以知道结果是还是不是。
半同胞关系鉴定，是指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情况下，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鉴定。比如同母异父家庭，父母方都去世了，寻亲的人找到了疑似的兄弟姐妹，怎么鉴定呢？就要做半同胞关系鉴定。
我们知道，每个人有23对染色体，即46条染色体，我们身上的基因一半遗传来自于父亲，一半基因来自于母亲。
半同胞关系鉴定中，同母异父较同父异母的情况更复杂。在采集DNA后，一般亲子鉴定中，需要至少经过个位点比对，全同胞关系鉴定时，就要增加位点，而到了半同胞关系鉴定中，就要增加更多位点，甚至到四五十个，运用ITO分析法来计算全同胞和半同胞指数，这有一套专门的严谨的计算模式，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X或者Y染色体、线粒体的比对鉴定（特别是同母异父情况下）等等。
目前，在国内，半同胞关系的鉴定，虽然有权威专家发表研究论文和文献资料，但不像亲子鉴定那样有行业技术规范标准，一个原因是因为技术目前还没有亲子鉴定技术成熟，一些鉴定机构能力限制，无法得出，另一方面，可能存在错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年被遗弃的孩子，如今要寻找亲人，父母可能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依托采集DNA比对来寻亲， 男性寻亲者因为遗传基因规律，相对来说范围小；而女性寻亲者，哪怕是做全同胞比对，也较难，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比对的范围大。
更不要说同父异母、异父同母的半同胞关系，这个比对的范围更大了，比如设置7-9个位点比中的范围，大约有上万人，工作量无限大。
所以，一般情况下，要确定是不是兄弟姐妹关系，都是有针对性的比对，而不是茫茫数据库里进行盲比。
据专家说，在半同胞鉴定时，如果采集3个孩子的DNA准确率会提高；父母不在世情况下，尽可能采集父亲一方的兄弟等亲戚、妈妈的兄弟等的DNA，多一些DNA样本，会提高准确率。
在实际工作中，一般来说，出具半同胞关系鉴定报告者，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一般鉴定机构对此项鉴定业务，都很谨慎。
专家说，根据徐州第四份通报中显示，推断是做了亲子鉴定，而非半同胞鉴定。即小花梅和光某英的DNA分别与普某玛的DNA做了鉴定。
有网友疑问，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是否可以采集到DNA。据目前信息，小花梅母亲遗物是一件她生前所穿过的外套。
如果经过清洗，外套上可以提取到DNA吗？鉴定专家认为，提取衣服上的DNA,主要是看有没有存在脱落细胞，一般，一次简单清洗后，衣服的袖子、衣领等处，根据现有技术，是有可能提取到的。如果经过反复清洗，清洗程度很厉害，提取的难度相对大一些。
关于目前网上流传的杨某侠和董某民结婚证上，杨某侠与之前网上视频中生育八孩母亲长相不像，网友怀疑是两个人。
对此，专家建议，如果要进一步鉴定身份，可以采集小花梅母亲的兄弟姐妹DNA样本，和光某英、杨某侠做进一步疑难亲缘关系比对，包括对光某英、杨某侠DNA样本做半同胞关系鉴定。
八孩母亲和孩子眼神交流，神情柔和下来
橙柿互动·都快报记者 杨丽
以上关于“小花梅怎么亲子鉴定”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亲子鉴定相关资讯，请继续关注安康生物。
202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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