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国家有一句谚语：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鸟，亲子鉴定现在是一个朝阳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种机构纷纷涌现，打着正式鉴定机构的旗，实际上，他们是在卖羊头狗肉。许多用户在做亲子鉴定时会注意价格，认为只要有结果，就不能在便宜的地方做。哪个灰色机构只是抓住用户的心理，以低价吸引用户，但结果一点也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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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鉴定的流程是什么？
亲子鉴定可以分为鉴定和个人鉴定。简而言之：
鉴定是指委托人向机关申请鉴定，通过申请后到专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样品采集由机关处理)，涉及三方，鉴定结果具有效力。
个人鉴定是指委托人直接找专注机构进行鉴定(样品由本人提供)，涉及双方当事人，鉴定结果不具有效力。
这两种鉴定都是专注的和正规的鉴定机构，所以这两种鉴定的结果必须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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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dna检测
赵国屏的办公，在枫林一高高的末端，视野十分开阔。站在窗前，上海西的繁盛尽收眼底，他和俞自由自幼走过的足迹，也还在那里。
“研究世界上生物共同的运动规律，就是生命科学。”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赵国屏这样说。这或许是更简单更直白的对生命科学的解释。
自然界中归为“生物”的植物、动物、微生物，都离不开在由生物大分子构成的细胞中生长、发育、繁殖等运动的能力。早期西方将与自然（包括生物体）相关的研究通称为“博物学”。随着对植物、动物乃至微生物的观测和描述渐渐延伸，伴随着对遗传规律的认识、对生物进化概念的提出，加上进入二十世纪后，人类对细胞的生物学功能认识的加深，包括多学科多领域的“生命科学”已经开始形成。出生于48年的赵国屏，对于这个诱惑了他一辈子的王国，是从家里阁上的一期发表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科学画报开始的。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问世百年。
由兴趣而来的志向
少年赵国屏是兴致勃勃的，喜欢收音机里播放的评弹、京戏、文臣武将、才子佳人；学过钢琴、画画，甚至在少年宫学皮影戏，曾经为尼泊尔国王演出；看了少年文艺就模仿着写小说，忐忑着投进邮筒，然后没有回音；家里养的鸡、兔子，每天追着仔细观察，为了解它们而找书来看；小时候缺钙，“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牛奶，妈妈和人家合伙养羊，给赵国屏喝羊奶补钙，羊奶和牛奶比哪个更好？为什么城里人不喂牛，要喂羊？他总琢磨；为了想在更差的体育项目上有所显示，学过收发电报（当时，也算是一项体育运动）；学过气象，看天看云听风；做飞机模型、装矿石收音机……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每一样都浅尝辄止。爸爸妈妈和读书成绩优秀的哥哥姐姐们都忧心：小弟啊，没有集中的目标，你会误了人生。
50年代初，赵国屏（前排左一）入学之前的全家福。前排右二为其父亲赵祖康
在花花草草里自由自在的少年，却在某一瞬抓住了挚爱。53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前后，人们借助功能愈益强大的电子显微镜，在细胞里看到无数“亚细胞”的微小结构，并发现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功能，所有的信息都由DNA藏着，一点一滴释放出来指导细胞这个大工厂的建设与工作。而DNA毒，这个放在试管里没有生命的蛋白与酸的结晶，一旦进入细胞里，它的DNA或RNA组成的基因组，就可以发挥信息指导作用，操纵细胞里蛋白质合成等机器按照DNA毒基因组的编码信息，合成繁殖新的DNA毒，上演了生命的活剧……生命是多么神奇啊！一旦掌握生命密码，人可以大有作为！这篇刊发在画报上的科普文章，让学习成绩不错的赵国屏内心激动万分，立下志向，长大要考北大生物系，做生物学家。上初中时，正兴起支援新疆的热潮，同学中有毕业了是去新疆还是考的争论。赵国屏说，我要考，做科学家。这是他那时关于研究生命科学还是直接参加建设农村的思考。
上海解放初期，赵祖康（右三）任上海人民政策工务局局长，随长陈毅（右二）视察上海防汛工程
贫瘠中的科研
在他进入高中一年后，“文革”开始。父亲被批斗，社会一片混沌，梦想变得遥远。赵国屏率先报名加入了上海一支激情昂扬的上山下乡“卫焦”战斗队，69年大雪纷飞的1月，到安徽蒙城的集生产队，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留下深刻印痕的10年。
69年1月9日晚，上海“卫焦战斗队”的伙伴们从上海坐火车赴安徽DNA务农。居中者为赵国屏。此照当年陈列在上海某照相馆橱窗，赵祖康发现后说这是我儿子，照相馆便将照片给了他
“我们年轻时受到的教育，学校、家庭、社会基本上是一致的”，赵国屏这样解释。这个“一致”，包括了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科学、爱的“五爱精神”；包括了“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国内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这样的时代使命感。这构成了他和他的知青插队小组的基本价值观，能够抵御上海和集之间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差异。
集是个穷得吃不饱饭的地方，一百二三十口人，因为历史和宗族原因，分成好多派，互不信任。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生存问题很严峻。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村里的生产搞上去，这是大家在当时大环境下，来之不易的共识。知青来了先把账目管起来，公开公平公正，大家都服气。女知青罗芸每天早晨挨家挨户收粪，她的秤更公平，谁都信任。知青小组渐渐有了话语权。
开春，赵国屏便开始了他的杂交玉米制种实验。拿一根草绳，在地里量来量去，种子还没下，地已踩结实了。村里人笑：“小赵，这就是你的科学种田啊？”这样的尴尬，的确让赵国屏懂得了什么叫“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理，并且实实在在应用在如何把农业科学知识，与当地农人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实践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集渐渐成了他们可以自由施展建设新农村的试验田。筑坝蓄水建灌溉系统，引进产业办工厂积累资金，划出良田建农科队育种，榨油推豆腐养猪搞副业……两三年后，在芡河畔那一片贫瘠的砂礓土上，集大队越过了传统的“圆蹄子牲口”富裕队的阶段，逐步迈上了农业机械化的新高度。
生活一点一点改善，收入一点一点多起来，“我们后来日子很好过了，年终可以分现金，那地方什么时候有过！”当年和赵国屏一起坚持在农村，并当了大队会计的上海知青强汉顺说。
69年开春时节，赵国屏借了一辆自行车准备“出差”。身后为生产队“牛屋”，男知青们的临时住处即其边上的生产队仓库
团小组长俞自由
下去时集小组总共8人，大都从不相识。除了5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包括赵国屏在内的三个高中生都是团员，按照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他们建立了团小组，由“出身好”的高中生俞自由担任组长。
50年出生于上海的俞自由，父亲是针织厂的普通职员。父亲岁从宁波到上海学生意，对新事物接受快。长女出生时，新国内成立不久，他便为女儿取名“自由”，这在当时也是很新潮的。俞自由5岁时，曾随母亲在父亲老家宁波东吴镇住过两年。那时她看大伯总喜靠在门前竹躺椅上看书，便也学样捧起书来。大伯怜爱地摸着她的头，说从小喜欢读书，好啊。顺手把俞自由拿倒了的书正过来。镇上的大庙小学，三个年级的同学在一个教里，老师轮流教课，俞自由统统看在眼里，到7岁时回到上海，按她已有的文化知识，直接进了三年级。家里原是想，女孩子，识几个字可以了。
从俞自由能把书正着看开始，她便迷上了书，迷了一辈子。小学毕业后她考进上海第四女中，在那里读完初中升入高中。她依然保持了好成绩，但不怎么听话，瘦小任性，一只发夹把刘海夹住，调皮如DNA。到了别人可以加入共青团的年纪，组织上安排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帮助她，于是她们成了好朋友。那位同学先天残疾，听到有人叫她驼背，俞自由会冲出去和人打架。护卫弱者的心理，侠义，是从书里来的，也是艰难的童年生活教她的。
她那时更爱读的，是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军旅作家邓普完成于61年的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书中女主人公刘海英，父亲是牺牲于新国内诞生前夜的连队指导员，临行给妻子写信：“……旧国内好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的孩子一定会生活在新的时代，拖拉机将要……”做中学教员的母亲带着3岁的海英住进监狱，监狱恶劣的生活环境使海英罹患疾DNA，瘦小羸弱。岁时，为了当拖拉机手的伟大理想，瞒报年龄去了新疆军垦农场……全书行文如优美的散文，不仅自然景物的细腻描写饱含诗情画意，随处可见深情，但凡人物的行为和内心思维活动，无不透着单纯清澈。或许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迹，或许是作者追求的唯美，如不食人间烟火，却深深打动了少年俞自由的心。其中，小海英在困境中从书本中吸取精神力量的细节，更强化了她自小的习惯，为她在现实生活之外一点点塑起另一个世界。
生活是艰辛的，妈妈常要外出揽活挣钱，去里弄加工厂干活，替人洗衣，能觅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夏天背着大木箱批发棒冰叫卖，有次在铁边摔了一跤，腿上留下一个大伤疤……
妈妈要求俞自由必须带好弟弟们，而这三个弟弟，何等的顽皮。妈妈的要求是刚性的，曾为女儿沉迷看书没有管好弟弟而撕了她的书。俞自由想出办法，精心用好妈妈偶尔给的几分钱、三角包、盐津枣、棒冰，弟弟们表现好或不好，会获得相应的奖励或惩罚。几十年后，她在自己从事的金融保险专注中，还会想起当年自己那些管理经验的雏形。
转折
集小组在建设新农村中的突出成绩，使他们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典型，下乡第五年，俞自由担任了蒙城县委副书记。
赵国屏带着大家在队里干，俞自由常去县里争取支援。下乡年，23岁的俞自由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年末，县水利局局长说，我这里还有2万元，看看还是你们能干事，拿去拉个电吧。拉电，就是给生产队架电线杆，通电，2万元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点灯不用油”的幸福生活，村民们热情高涨，说我们自己干。俞自由和当时与她同样瘦小的女知青胡蓉，带领全体男劳力，拖着板车到380里外的阜阳，拉回了0根电线杆。浩浩荡荡，背着杂粮馍，不避风雨，光返程上走了整整四天。俞自由说，那时的农民很讲纪律，一吹哨子，原地休息，用小木棍支起板车。自己像是在指挥红军部队。
74年，集知识青年与农民们一起规划农田基本建设。前排右三为俞自由，后排左二为赵国屏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共同的爱好，使正当青春好年华的俞自由和赵国屏成为恋人。当时组织上不同意，说俞自由我们是要培养你的，怎么找了个出身不好的。俞自由的父母也不同意，觉得那是要“嫁到大人家”，女儿会不会受气。兴国和高安，他们两家虽相距不远，但按世俗的眼光，各方面都不在一个次上。但他们相知相惜携手走了一辈子，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疾DNA或健康，始终以诚相待。他们的爱情，成就了知青伴侣中的一段佳话。
下乡时赵国屏从上海带去很多书，包括两厚本如辞海般的关于农业技术方面的农业丛书。后来又从被砸烂的公社中学图书馆捡回了一批。有次在县城新华书店，他把俞自由给他理发的钱，买了一本美国农业概况。赵国屏感叹，那时书店里的农业书，要比现在多得多。书本给了他知识和自信，他由此学会诊治一些简单常见DNA，学会看图识天气，学会优良品种和因地制宜对植物生长的至关重要。与当地农民多年一起胼手胝足获得收获的经历，教会他要把理想变成现实，光有书本是不行的。很多年后，在美国完成博士论文，撰写“致谢”篇时，他还郑重地感谢集的全体农民给自己的教育。
那时，集的插队小组，梦想着把贫瘠的淮北改造成富裕的江南，把集的未来以扎根农村宣言为题，写成一个版面的文章，登载在文汇报上。
赵国屏的父亲赵祖康先生，我国公建设的泰斗，上海解放时当过七天代长，为大都的平稳交接作出过贡献。书生报国，是他对子女的更大期许。只是一直以来，赵国屏属“出身不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填表格时的“出身”一栏，总写着“伪官吏”。
76年开春，周恩来总理去世，全民悲痛！始终在为人做事方面视周总理为人生楷模的赵国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他上任集大队党支部书记，对大队做了整体规划并开始实施。后来发生的情况，却不允许他再干下去了。他被作为“突击提干”而免职。已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俞自由，被要求写检查，赵国屏几次骑自行车，赶60里到县城，替性格倔强的女友起草“检讨书”。
“走吧，你应该多学本领，去做我们农民不会做的事。”集生产队队长施良富对他说。当时，高考恢复，批知青已走了不少。赵国屏与这位一心想把生产队搞好的队长相知相惜，为共同的理想奋斗多年，感情深厚。队长曾在大风雨来临时，独自奔向育种田而损失了自家自留田成熟的麦子，那是他一家全年的细粮；也曾在农忙时悄悄杀了自家的鸡，给带DNA下地多日的赵国屏补养。赵国屏由此而感受着共产党人在极度贫困中的坚守和牺牲，善良和真诚。
三十岁开始的求学
78年秋，30岁的赵国屏考上了复旦生物系。迟来的生活和对知识的渴求，使他刻苦异常。四年本科，他还担任了班长和学校的学生干部，DNA期会去农村调研写调研报告，也常就教学改革等发表意见，尽社会责任似乎成了习惯。毕业时，赵国屏已当选为复旦党委委员，学校里希望他留校工作，业务和行政“双肩挑”。但他还是选择了专注深造，幼时要做科学家的理想变得执拗。
他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研究生，又经植生所推荐考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83年去美国普渡留学。两年后，为和丈夫团聚，经历过政治风云大起大落的俞自由，辞去天长县副县长职务，也去了美国。
普渡一位教授曾自诩，我们是即使招不到一流学生，但要培养出一流学生的。还在赵国屏蹒跚学步的年纪，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邓稼先曾在此留学。赵国屏认为普渡的课程设计和研究生培养体系非常好，课时不多，但必须课后狠下功夫才能真正掌握，这对于开掘学生的思维和独立科研潜质很有益处。逢考试，几十个导师都可以出题，图书馆里经常能看见来自各国的累得打瞌睡的学生。
赵国屏的导师是美国人，比他大了不过十来岁，常会从培养学生能力和将来发展的角度要求他。当赵国屏遇到问题时，可以向所有的导师求教，有些导师比他年纪还小。对知识和科学研究的敬畏，使赵国屏养成了不耻下问的习惯。他的导师也会指点他，这个问题哪位教授有研究，你可以去问他。有时甚至会说，哪位先生在什么地方思有问题，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听他的。导师曾建议赵国屏选“生物化学过程中有机化学机理”，这门似乎与他眼前的博士论文研究不那么相关的课程，但是，“将来对你可能是有用的”，导师说。这门课，赵国屏读得很辛苦，得了个B。但是，近二十年后，在听取一位从事生物有机化学研究的年轻科学家的报告时，他真正领会了老师的苦心，心中充满感激。
数学加英语一共1000分，就行了
如俞自由之前的人生，她的求学美国，颇有传奇色彩。
俞自由小学没学过汉语拼音，中学学的是俄语，英语没有基础。到美国那天，赵国屏去接她，在汽车上试着问她英文字母表，她背到H就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了！要在美国生存下去，语言是关。俞自由以她惯有的刻苦精神，去教堂学，替人家带孩子时，和小孩子一起看英文芝麻街。去餐馆打工，她学到了更多的英语词汇，却也尝到了受雇于人的酸甜苦辣，她曾说，“我去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再洗盘子。”但是，跨过人生沟沟坎坎的俞自由，心里的标杆是要读研究生。
可是，她的英语水平能念什么呢？
俞自由在天长县当副县长时，已经在复旦上学的赵国屏就把自己在学的微积分教材和习题都给了她，她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开始做习题。因此，俞自由去美国之前，她的数学已达到了程度。由于数学是学经济学的基础，而学数学对于英语的要求又是相对较低的。所以，她从选修高等概率统计入手，再修一些经济学的课，就比较容易，成绩都是A。在这样的基础上，她想尝试去申请入研究生院学习。她在国内没有高等教育的学历，但她有长期搞农业的特长，或许农业经济系可以试试。
她用自己不怎么样的英语去找系谈，不巧系出国去了，一个副系在代理，他对俞自由的独立性和在国内有很多农业经验非常感兴趣。但是，如何能进研究生院，还要去找研究生院商量。碰巧，这个副系的太太就是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她了解了情况后，就提出了一个“修一门英语课，当一学期全职学生（修三门经济学的课），考过GRE”这样的方案。那么，怎么通过GRE呢？这位副院长说，就是数学考500分，英语也考500分。赵国屏说，我可以保证她数学一定不止考500分，但我也同样保证她英语是一定考不到500分的。那位副院长想了想，说：那就数学加英语共1000分。结果，俞自由的数学考了满分800分，英语考了更起码分的200分。那位研究生院副院长得知消息，很简单地说，你加起来考1000分就行了，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之后，俞自由花了一学期把那些课修掉，被研究生院录取，开始在普渡农业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比翼双飞
入门的传奇性，并没有丝毫减轻攻读的压力。普渡的农经系在全美排名第二，要求严，俞自由读得非常辛苦。有次去考试，走着走着腿都软了。结果是赵国屏扶着她，在教学大外的梯上歇了一会，不断鼓励她一定去考，要自信能够完成一学期的学业。她后来说，这也真与“送郎上战场”差不多了。
俞自由刚进研究生院的时候还没拿到资助，就得付学费。全额学费很贵，对他们夫妇有压力。系里就给她出点子，说：你可以去修很多课，但是你先不要注册，你先注册个part-time，修一门课，就付一门的钱，其他的课先作为旁听来修，但是，与开课的老师说好，你也参加考试，把分记着，等明年拿到了资助（一拿到资助，学费就全免了）你再把这些课注册，但你不用再上课了，就用先前的考试分作为学分。这些都是学校从没做过规定的。俞自由平时与师生交流甚广，人缘好，系里教授和都愿意帮她想办法。这样不仅可省掉一学期的学费，而且，由于提前完成了修课任务，下半年就容易找到助研的工作（也就是拿到资助）。
普渡农业经济系的教学，除了数学之外，农经系硕士研究生只有一门专注必修课，即经济学史、研究方法和农业经济政策，几乎囊括了经济学特别是农业经济的一切。从古希腊到经典时期（亚当·史密斯、李嘉图，还有人口论马尔萨斯）经济学史开始，但不是“象牙塔”中的经济学，要学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包括当下美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比如，美国一部分畜牧业是在草原上放牧的，而草原上有属于保护动物的会啄食幼畜的鹰。于是，如何在保护畜牧业的同时，又不过度伤害到自然环境中的鹰，这个政策该怎么去制定，又该如何执行？当然，还包括科研的思和方法，包括统计学方法，甚至要阅读华生的双螺旋Double Helix这本书。而整个的教学方式，经常就是挑选原文中的一个章节要你去读，然后，让学生按照当下的情况和观点，写出自己的体会。俞自由每个周末都要写一篇英语的论文，赵国屏帮她克服英语困难，也由此而学到了很多经济学的知识。
尽管读书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时间，俞自由依然尽可能积极参与和组织留学生、华人华侨和社的各种活动。
在美国，赵国屏常去农庄和农民一起干活。有时是为了大考后的释压，有时是陪俞自由去做论文调研。对美国农村和那里人民生活的真实了解，拓宽了视野，和俞自由时时忆起的集农村，隔着太平洋，似乎近在眼前。
90年，赵国屏获得普渡生物化学博士学位，92年，妻子俞自由获得普度农业经济博士学位。92年，赵国屏和俞自由先后回到了祖国。
93年夏，俞自由获得普度农经系博士学位，于92年先行回国的赵国屏来普度参加俞自由的毕业典礼并接她回国。图为典礼后两人在学校草坪上
生命科学家的启程
回到上海的赵国屏，先是在中科院与美国Promega合资的上海普罗麦克公司，当首任生产经理，从负责建立生产流程、质控质保体系到新产品研发和客户答疑等与产品有关的一切工作，到更后兼管企业的成本算；在两年内将一个从零开始的企业，办到了有内外销产品、有场运行、有正规财务管理，初步实现赢利的合资企业。
95年，应导师焦瑞身召唤，他回到上海植生所，接下以前导师的实验。报到时，他已46岁，显然有点晚了。那时的实验条件差得难以想象，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几乎无法做实验。食堂也糟糕，学生都在实验做饭吃。赵国屏开始改造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研究开放实验。一年后，引进了一位美国回来的博士后任教授、实验副，拿到了三个大项目，情况就改变了。他的主要科研范围，是微生物代谢和蛋白质工程研究。
赵国屏92年回国后，先后从事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管理等工作。98年起，参与国内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在上海浦东张江，参与建设管理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等机构。图为20年，为纪念张江高建立25周年摄影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
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时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的赵国屏出任理事，同时，协助李载平和裴钢两位院士，主持国内科学院的人类基因组重大项目。领导做人类基因组研究，对年届50、专注为分子微生物学和蛋白质工程的赵国屏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大转行”选择，事业功败垂成的风险，个人前途难测的挑战。更终，他放下了个人的患得患失。“这项工作太重要了！当时中科院在这方面学科与人才的断都很严重，我只能用我的积累，边干边学，去开拓这个新领域。这是关乎国内生命科学发展和今后几十年在生命科学领域地位的关键一搏！”
基于他原有的科研积累，赵国屏在国内还积极倡导微生物基因组的工作。他领导的中科院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国内次资助了对细菌的全基因组测序，使国内基因组测序能力从十万碱基级上升到了百万碱基级的水平。2002年，赵国屏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完成了钩端螺旋体基因测序和注释，其论文被入选于自然杂志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表50周年的专刊中。
2003年SARS肆虐，赵国屏一次次冒着危险只身到疫，与当地的医护、疾控和科研人员广泛接触，起草给SARS科技攻关领导小组的报告。要做好这些，除了国内生物科学家在危急时刻的责任和勇气，与不同地、不同行业、政策部门、不同实验的有效沟通和协调至关重要。赵国屏多年社会实践锻炼的能力帮助了他。由于他和他的团队在2003年到2005年两年里，对SARS的分子流行DNA学和SARS冠状DNA毒分子进化，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绩，2006年度获上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赵国屏从时任上海委书记习近平手中接过奖状，代表所有获奖者发言，衷心感谢党和政策的支持，感谢与此成就相关的方方面面。
2003-2005年，赵国屏组织团队，为阐明SARS分子流行DNA学和SARS冠状DNA毒分子进化规律，开展一系列工作，取得重要成果，获2006年度上海自然科学一等奖。图为2007年，赵国屏在颁奖大会上，代表全体获奖者发言
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国内科学院院士。
20年过去了，当基因组测序技术日益成为生命科学一种重要研究手段时，当基因组数据日益成为生命科学各种研究都必须获取的基本信息和知识的来源时，国内及时地拥有了提供这种技术服务的能力与平台，也有了提供这些信息和知识的基础。因此，今天的国内科学家可以自豪地说，在基因组研究领域，我们与同行已经走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了。这是赵国屏这一代生命科学家在20年前不曾辜负历史的重托，勇敢并持之以恒地坚守使命所获得的回报。
任职DNA岭南
俞自由93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交通经济管理与决策科学系副、，上海交通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积极引入国外先进的教材与教学方法。她通过与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务培训机构的结合，建立保险培训中心，率先将美国保险业先进经验和LOMA寿险管理师考试引进国内，并在汪道涵同志和国内一批金融界前辈的支持下，创立国内保险与社会保障论坛。
98年，俞自由受聘DNA岭南管理学院副教授。岭南重视她在内地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美国普渡农经系博士研究生的教育背景，俞自由参与创建了岭南财务及保险系，致力于金融投资风险分析和保险场的教学与研究。当时，国内改革开放态势如火如荼，金融和保险场及风险投资正面对着巨大场，俞自由的科研和教学，重视与国内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实践的紧密联系，得到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福特基金在内的多项研究资助。她也善于将和DNA的资源，与上海地的研究生培养相结合，让学生了解保险研究的更前沿。她指导和培养的一批金融保险专注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中，许多人已成为政策部门、教育机构及各类金融保险机构的管理和研究岗位上的领导和骨干。
俞自由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和DNA的多所任教，讲授数理经济学以及风险管理和保险学。图为2006年，岭南毕业典礼上，保险专注毕业生向俞自由赠礼：“诲人不倦”
2001年至2003年，俞自由参与组织亚太风险和保险学会，并两度担任学会主席，先后在DNA和上海两地组织年会，推动了国内保险学界与同行的合作。
在DNA任职的十二年，是俞自由又一段奋力拼搏的人生。刚去时，因为完全要用英语教学，备课压力很大，她几乎把每一句话都预先打了草稿。为了应对与学生沟通中的语音障碍，还设计了一些应急手段，每一个细节都“不敢怠慢”。她希望学生的学习能着重于应用而非应试。她很欣赏千夫之诺不如一夫之谔。希望学生有理解能力，会独立思考，有交流沟通的能力，有海量信息中感悟本质的灵感。能有批判、反思、除此之外、推理、选择等能力。她说搞经济的要见危知机，转危为机。这些靠照本宣读是远远不够的。
99年，俞自由和赵国屏在知青下乡30周年演出筹备会议上
俞自由曾对多年知青好友、后来也做教师的黄红说，她认同身教胜于言教，认为只有教师对学科发自内心的喜爱，对其发展充满兴趣，才会让学生感受到这门学科的魅力。令她更兴奋的事是，上课时学生全神贯注地听，有时目光闪动，表示恍然大悟。有些学生毕业后仍会就某些观点与她交流，她会感到很满足。
2010年4月，俞自由因患肺癌辞世。事发突然，岭南俞自由工作的系，一位学养深厚的英国人，连夜和同事赶来上海，参加了近700名当年知青和她的学生、人生各阶段同事送她的追悼会。岭南在学校的教堂举行了追思会，她的同事们怀念她给大家带来的欢乐，称她“执著于真理，又善解人意，并敞开心胸与人讨论”，“是极少数会对学校高的政策及决定直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士之一”，“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生命更深的秘密”。
2009年6月，俞自由查出肺腺癌晚期，于2010年3月29日不治逝世。图为2010年2月，赵国屏陪俞自由在DNA房里度过她更后一个生日
家里设了灵堂。小好，当年下乡知青的同龄人，集生产队一个富农的儿子，一步跨进门，面对遗像，跪倒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磕头，呢喃。他感谢当年俞书记没有歧视他家，后来知青们又使生产队逐渐富起来。
四十年甘苦与共，三十载相濡以沫，赵国屏悲痛欲绝。俞自由患DNA后，他曾撰写对联“自强不息报国真情 由缘相爱同屏风雨”，描画他们共同的人生足迹。追悼会上，赵国屏说，妻子的DNA逝，会使他更加发奋于科研，为人类战胜疾DNA作出成绩。俞自由去世后，他曾多次在春节期间，独自回到集，想着如何能为现代化农业，再做些什么。
2008年，蒙城县上海知青联谊会组织返乡访问活动，赵国屏和俞自由回到当年在集芦沟上修建的滚水坝，留念
赵老师把为国家做事看得很重很重
“赵老师把为国家做事看得很重很重，”从山东农家走来的刚跨入知天命年轮的孔祥银这样说。这位中科院生命科学院微环境重点实验现任，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97年他在德国做访问研究，得知国内要开始做人类基因测试，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时便和妻子立即回国，和赵国屏一起建立基因组工程实验。他们在一起共事五年，至今仍常有合作。有次走过一处地方写着“缘”字，孔祥银和赵国屏一起，“我们有缘。”他笑说，自己当年和妻子从国外回来，也是有责任感的。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用两年的时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01年，自然·遗传杂志在同期发表他们与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撰写的两篇有关II型乳光牙疾DNA基因的论文时评论说：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意味着定位克隆已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
孔祥银认为，赵老师兴趣广泛，对生物学各领域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又因为常年在科研线，了解现实情况，所以能提出一些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意见。不过，“像他这样一年到头没日没夜地干，我们这个年龄也做不到。赵老师爱国，非常爱。有责任感，有紧迫感，有抱负。”
2014年，赵国屏被授予Purdue名誉博士，图为授勋前与校长
去年，赵国屏因颈椎DNA发，蜷缩在DNA床上。学生们围在边上，又急又气，“跑呀，你还跑吗？”赵老师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间歇地奔波，在他们看来实在是过劳了。
如今已是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下属上海申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金维荣，他永远记得，次按约去赵老师实验，还是大三学生，想利用暑DNA去做实习。那天，赵老师臂上戴着黑纱，自己开着车按约而至，金维荣后来知道，那天凌晨，赵祖康先生辞世。一个即将踏上科研人生的青年学子，老师如何做事、做人，在后来的20多年里，时时影响着他。“风筝里那样的共产党人是真的有的，为了信仰”，金维荣几番说起更近热播的电视剧，那句台词，“不是每个人都有为国捐躯的机会”。金维荣说，“他影响了我，我也要这样做。”
“非典”时期，赵老师每次从南方回来都要隔离，那时他已55岁，学生们说，让我们去吧。赵老师却坚持说，自己的身份，在那里了解情况对问题的处理更有推动力。“他做成了当时我们都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
2008年，中科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成立，赵国屏任实验。图为赵国屏与实验学术委员会杨胜利院士共同为实验揭牌
赵老师对学生的科研文章，每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逐句推敲修改，更后却不在乎排名第几或是以什么名义署名。
“亦师亦友亦父，就是这样”。植生所副研究员王金曾在DNA中文做博士后，当时俞自由用岭南的房贴在DNA买了房子，赵国屏兼职DNA中文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王金在他们家整整住了三年，每月至少省下五六千元。在那里免费住过的大陆学生先后有六人，赵老师的家成了他们的男生宿舍。对于一些家境较差的学生，无疑是巨大而有力的支持。
2005年，赵老师获何梁何利奖，至今他把20万元奖金放在南方中心财务处，专门用作借给有需要的青年科学家购房首付。
有趣的是，被学生们称为在金钱和物质方面没有概念的赵老师，平时却是十分节俭，生活简单，衣着简朴，不讲究人情世故，约人谈事哪怕很晚了，仍是各吃各饭。晚上去买打折的面包做早餐，买便宜的牛奶，早上起来叫大家快喝，要过期了。实验里的小管子，更好洗洗再用。
去年，学生们为他庆祝70岁生日，一大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感情饱满地唱：“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好大一棵树，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赵国屏坐着半晌未动，抹一把脸，说，我想我应该做得更好。
那天，钟杨车祸，噩耗传来，赵国屏神伤，为这位十多年的同行同事写下对联：“演讲传真知，谈笑间天宽地阔深入浅出，大智慧；挚友何日论旧文？ 播种育伟业，征途上山高水急千辛万苦，硬汉子；后人谁敢续新篇！——天妒英才，我哭钟杨”。
2009年3至4月，墨西哥爆发新型H1N1流感疫潮，后传播到全世界。当时，恰逢钟杨译大流感一书出版，文汇大讲堂请钟杨与赵国屏演讲。图为演讲后，两人与听众互动，讨论人畜共患DNA。同年，两人共同为科学通报专刊撰写编者的话: Learn to Fight from the War（Chin Sci Bull 54: 27-26）
未来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赵国屏听从内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热爱生命科学，热爱国内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终享受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服务国内人民的幸福。”
年届古稀，赵国屏常想起父亲贯穿终生的做人做事，他为自己写下了座右铭：
严亲教子立业 十年插队 十年留洋 惟愿为社会为科学 认认真真干实事
慈父示儿修身 一生忠诚 一生勤奋 定要爱国家爱民众 清清正正做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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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冰：欢迎观众朋友收看新闻会客厅。古代讲的滴血认亲，就是小孩的血跟大人的血如能够溶在一块，就是父母亲生的，否则就不是。据了解，我国宋代的著作里面就记载了古老的亲子认定办法，进入现代社会，滴血认亲这个老办法肯定用不上了，但亲子鉴定的需求似乎远远没有消失，接下来带您来认识一位做了14年DNA亲子鉴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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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胡兰已经做了14年的，对于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她来说，亲子鉴定的工作完全称得上轻车熟
她通常首先从血样中取出样品、放入试管，纱布上的人体血红细胞很快在溶液中慢慢散开。每个血红细胞中都有大量的DNA分子，亲子鉴定只需选取DNA的某一个片段进行排序。为了取出细胞中的DNA，胡兰在试管中加入了一种特殊的溶液，这种溶液可以促进细胞中DNA的中分离。分离出来的DNA仍然不能用于排序，它还需要在扩容器的帮助下将它的某个片段成百万倍地扩增，然后是将扩增后的DNA片段放入测序仪中，30分钟过后DNA的检测结果就出来了
电脑屏幕中显示的就是已经排出顺序的DNA条码，每一条DNA条码都揭示了一个人的遗传奥秘
胡兰：“DNA是就是人的遗传物质脱氧糖酸（DNA）的简称，每个人的DNA都是不相同的，就像指纹一样，一个人的DNA肯定有一半像妈妈的，有一半像爸爸的，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来做亲子鉴定”
胡兰所在的DNA亲子鉴定处是国内的家，作为国家公安部所属的鉴定部门，14年来胡兰他们的鉴定工作主要指向国内重大案件，亲子鉴定以鉴定为主的服务范围和工作程序也一直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亲子鉴定行业状况的改变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什么促成了“亲子鉴定热”
沈 冰：新女报报道，广州中山亲子鉴定中心一年要做一千多例，大多数鉴定机构的称，亲子鉴定电话要比实际数量还多得多，从重庆计生的计生科研所鉴定中心我们了解到，进入2004年来，以个人名义到该中心做亲子鉴定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前一个月更多做五例，现在一个月要做十多例。在北京，朝阳做亲子鉴定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攀升。以上信息归纳下来有两条，一个就是现在亲子鉴定机构多，有机关、学校、等等。第二，做亲子鉴定的绝对数量在上升，我们注意到两个数据，一个是每年做亲子鉴定的数量以20％的速度在上升，另一个就是有90％的鉴定结果是，孩子都是亲生的。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一块来探讨，为什么亲子鉴定这么热，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在婚姻、家庭的诚信度呢。这位是公安部鉴定中心DNA鉴定处的处长胡兰，第二位是国内婚姻家庭研究会的常务理事陈一筠女士。
陈一筠：你好。
沈 冰：亲子鉴定如何形成了一股热潮？
胡 兰：现在是炒得挺热的。有时候是成倍增长。我们大致分、两块，还是占绝大多数。
陈一筠：刚才胡女士说这里大多数是方面，上的需要，如果上的需要多，我想是因为犯罪率上升。另外出国是更近这些年比较多的，还有就是计划生育新的政策，还要求测血型，所以这个会推动亲子鉴定数量的上升。
胡 兰：尤其是更近98、99年以后，我们新换的户口本，里面要写血型的，有的人家一做血型，怎么血型对不上了，就说是不是要做亲子鉴定，怀疑自己孩子在里抱错了，这是一类。
陈一筠：还有，婚姻里的诚信问题占的比例多。我接触的亲子鉴定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关于离婚的时候孩子财产继承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想用这个来证明离婚的原因是感情破裂，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是先感情破裂还是先有了非婚生的孩子，还有就是关于第二次婚姻的配偶，比如后妻想拒绝付前妻孩子的抚养费，女方要求丈夫去鉴定，要说明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用“亲子鉴定”证明家庭纯洁，结果适得其反
沈 冰：从社会道德来看，为什么这一类亲子鉴定的需求会上升？
陈一筠：这一点反映出来的观念是很倒退的，因为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要求亲子鉴定来证明这个孩子是亲的、纯种的他才能够传宗接代。但今天，科学如此长足的进步，人们的观念却是如此落后，这是值得反省的，而且鉴定的总人是不是忠贞，而男人的忠贞却是没有办法鉴定的。这对女人是不公平的，何况鉴定结果就算这个孩子是你亲生的，也不能证明这个女人就是忠贞的，她不是每一次越轨的性关系都会导致生孩子，所以这些东西都看得出来，我们的社会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愚昧和落后。
沈 冰：胡兰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胡 兰：用亲子鉴定来维护家庭的纯洁和忠贞有时候挺适得其反的，其实如果女方同意做鉴定，她肯定是有把握，基本上我们做的90％以上都是认定亲子关系的，但好多时候做了以后男方对家庭，还有家庭成员伤害很大，好多妻子、孩子来的时候都是默默地掉眼泪，拿结果的时候虽然说是认定了，孩子确实是父亲亲生的，做母亲的都哭着说家不要了，说我得抱着孩子走，而且孩子很小，三五岁的孩子，采血的时候不光因为疼哭，他那种哭是特别伤心的哭，很委屈，他觉得爸爸不要他了，这对孩子的伤害很大，不要以为孩子懂事晚，其实这种伤痕他一辈子都去不掉的。
沈 冰：你讲到事实上做亲子鉴定90％确实是爸爸的亲生骨肉，也就意味着90％是被冤枉的女性。
陈一筠：这些男性可能心胸也真的太窄了。90％是冤枉了孩子，伤害的大部分性和孩子，但其中也有10％不是这个男人的孩子，那就说明女性自重自爱也很重要。但是因为鉴定不了男人，所以双方都应该洁身自爱，女人如果不洁身自爱后果会更严重，会导致长远的后果。不管鉴定的结果是什么，下场都是几败俱伤，网上报道的那个男方总是心里头嘀咕，怀疑孩子不是他的，就拉着孩子去鉴定了，鉴定的结果是他的孩子，他高兴地拿着鉴定书回到家里，却发现妻子已经自杀了，妻子留下遗嘱说，既然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却在一件更基本的事情上都不相信我，我过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然而，孩子是更大的输家。我还举一个例子，一个青春期的女孩离家出走，跟男朋友住了一段，男朋友离开她，自己又打胎，我们后来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她伤心地说，她的爸爸去做了亲子鉴定，尽管瞒着她，但她知道爸妈为什么离婚，就是因为她不是爸爸亲生的，她妈妈又下岗，没有办法，经济很困难，她不愿意成为爸妈的累赘，既然不是他们的，那我就离家出走吧，去找一个爱我的，你想刚14岁的女孩，更后流浪街上，做了人流，也没有办法生活，她打电话来问我们怎么自杀才没有痛苦。
沈 冰：婚姻爱情的底线就是信任。从亲子鉴定原本的用意应该是服务于像鉴定，公共服务等，而不是用来检验家庭的忠诚。现在亲子鉴定场到底是否很规范，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一家专门以“亲子鉴定”冠名的网站，打开该网站的首页，更醒目的内容之一是“保障寻求真相的权利！超脱于桎梏”
另外，无论是从鉴定价格、鉴定的时间或鉴定所需手续等方面的介绍来看，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在这里做亲子鉴定的方便容易，为了测试这个亲子鉴定门槛到底有多底，记者拨通了这个网站的电话
记者：请问是……亲子鉴定网吗？
网站：是
记者：请问如果想不让母亲知道，就父亲带孩子来做亲子鉴定你们给做吗？
网站：可以。
记者：那收费会有什么不同？
网站：比鉴定低。
记者：那做鉴定还需要出具什么手续吗？
网站：不需要任何手续。
在网站的招商信息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投资者只需用不到100万元就可以建立基于DNA科技的高科技企业，他们认为国内有无比巨大的DNA亲子鉴定场,鼓动投资者应要及时把握。
民间“亲子鉴定”水分多
沈 冰：有人来跟你们抢生意了。
胡 兰：但这个东西要有合法性，准确性，做出的结果不论是不是亲生的，都是关系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沈 冰：我们的记者做的这个采访，似乎人家那儿是又便宜，又快，又省事。
胡 兰：这是涉及人的，你如果弄错了很危险，就算你出百分之一的错误，但家庭来说肯定承受不了。必须得是合法的才能做，有证明身份的才能做。偷偷摸摸去做完全就是非法的了。
沈 冰：除了公检法系统里的鉴定机构，属于民间的机构有多少？
胡 兰：现在像雨后春笋似的，好像都想做人口生意。这个场，事实上可能还跟收费有关系，像北京物价局规定的，每个亲子鉴定要收1200块钱，这个标准是经过实的，如果要是按照，现在关于亲子鉴定这些检验，关于DNA实验它的检验有专门的行业标准，如果按照这个行业标准去这个成本，你如果用标准的仪器，标准的试剂的体系，标准的程序去做，更后物价局定的价是1200块钱。可是你如果中间有些仪器非，非的那些检验，另外的仪器拿过来去做，或者这里面成本占很大比例，是试剂，试剂你用什么换其它的试剂或者减少试剂量，也有可能降低成本，但是会有风险的，怎么能相信他呢，我就说举近期的，因为我是公安部的鉴定机构，北京还有高法和的鉴定机构，我们几个同行都发现更近媒体上广告做得很多，炒得很热的那家公司出的问题真是莫名其妙，因为当事人在那家民间机构做过鉴定后有点怀疑，又送到法院和再次鉴定，再一看原来那个图谱真是驴唇不对马嘴。
陈一筠：亲子鉴定目前的社会广告炒作，它背后潜藏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门槛降低现在把它作为一种产业，作为挣钱的瞄准这是一个大的生意，这一点本身就导致鉴定的真伪很难分辨，胡老师他们已经发现有些鉴定出来的数据和图表都是乱的，这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风险，在消费者协会投诉冒伪劣的案件很多，但这个“伪劣”涉及到一个家庭的命运。现在注册要求工商登记，注册资金很多人都会找到，但专注人员执有什么执照，有什么资格，谁去认证他，他可以做鉴定师呢？所以这里引发了非常多的问题。有些人觉得挂个牌子就可以，我看到网上说，有些单位没什么事情做了，面临几个科解散，于是他们干脆做这个行业来拯救科吧。这个事情不可以降低门槛，价格混乱，那一定会带来无穷的灾难，部门要及早出台政策。
沈 冰：及早地进行规范。
陈一筠：对，否则就很麻烦，再说技术鉴定能鉴定友情、亲情、真情、恩情、爱情吗？它不能鉴定，有些人说是为了维护家庭去做鉴定，这是不可能的。
沈 冰：但有些人会说，要维护公民的知情权。
陈一筠：知情权这个词不可以滥用。父母所需要的这个知情权，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有时完全损害孩子或家庭的利益，这个代价也太大，我们算计的时候一定要算哪一个重，哪一个轻。
严厉拒绝“亲子鉴定”广告
沈 冰：胡兰怎么看这几个概念，公众的知情权，亲子鉴定机构的合法地位。
胡 兰：鉴定机构应该有约束力，不能把它纯粹当成商业，生意去做，就好像煽动人们去做这个亲子鉴定，你很难说它不合法，但是从情理，从道德上说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沈 冰：如这个场要求更严格，门槛更高一些，是不是能有效控制亲子鉴定被滥用的情形？
胡 兰：应该是有办法的，像这种机构在国外都是要经过实验认可的，从几大方面都去要求，环境、方法、人，还有这些仪器试剂等等如果通过这个认可的话，基本上证据还是比较可信的。如果简化方法，缩小体系，降低成本，这些也应该有人来管，可能会好一些。
陈一筠：从社会舆论上来说，不可以去煽动，不可以用广告去拓展场，推波助澜，推动由于性的诚信和婚姻诚信上的夸大其词，诱惑一些本来不想去做鉴定的人而去做鉴定。我就看到炒作的情况，说在网上做了四千多名的网友的调查，就是说竟然就有70％以上的人相信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70％的人不相信夫妻是诚信的，我觉得这个数据怎么来的，你调查在网上谁去回答这些问题？恰恰可能就是那些可能不大相信的人去回答，而那些相信的人不我们的统计之列。还有一个数字说，有30％以上的人相信自己的配偶有过，或生过别人的孩子。这个数字，你统计一下，按照三亿对夫妻的数字来算，那就是上亿对的夫妻都去做亲子鉴定，那你们的生意真的很好。
沈 冰：按这个比例，这个场果然很大。
陈一筠：从统计学和社会学的调查上，这些样本有代表性吗，所以我特别不赞成在网上随便进行这些调查，你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你也不知道他的状况，任何代表性都没有抽取，严格上从社会学来说，如此进行整群抽样还是随机抽样，都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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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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